云顶娱乐app满族说部,满族传统说唱艺术

作者: 寓言  发布:2019-11-25

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满族说部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闪亮登场,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抢救和研究还将为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

满族传统说唱艺术“说部”的重现

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

——以对富育光等“知识型”传承人的调查为基础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满语渐废,便改用“满族说部”或“英雄传”的名称。与之相应的,讲唱说部也大多运用汉语,偶尔夹杂某些满语成分。满族说部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最初主要在氏族内部口传心授,满族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缕缕鬃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都刻述着氏族内部数不尽的非凡经历和英雄壮举,从而形成了说部最古老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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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说部是满族说唱传统“乌勒本”的继承,开始时以满语在氏族内部口耳相传。由于满语的逐渐衰颓,出现了用汉语或满汉合璧的讲述形式。发展到20世纪中期,说部也沉寂在民间不为人知。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满族知识分子搜集、整理了几十部说部,从而改变了说部的传承方式,使其从在氏族内部传承为主渐渐变为以特定地域为核心进行传承的状况,其后再发展为“知识型”传承人的“文本传承”方式。我们认为:说部与满族人对祖先历史的高度认同有关,与抢救本民族文化、重建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有关,也与说部传承人的个人、家庭记忆有很密切的关系。当代说部“知识型”传承方式的出现使说部得以以新的面貌出现。

说部艺术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说唱结合,以说为主,有时也伴有讲唱者模拟说部中人物动作的生动表演。满族民间俗语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乃是对于擅长讲唱口头文学和说部作品的代表性传承人最大的褒奖和最高的夸赞。

关 键 词:说部 乌勒本 “知识型”传承人

就氏族而言,讲唱说部并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业绩、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最好行动,因而讲述的过程被阖族看成神圣而隆重之举,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萨满讲唱。开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唱,气氛神圣肃穆。听众则要严分辈分,谦恭有序。可见满族的“讲祖”、“颂祖”活动同氏族内部的祭祖习俗密切相关,乃是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氏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对祖先、英雄的崇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久而久之赞语颂文终于演变和升华为篇幅浩瀚、雄浑壮阔的说部艺术,把北方民族口头长篇叙事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满族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庭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满族的“讲古”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满族人将其称为“乌勒本”(ulabun),亦称说部;有的学者经过调查发现民间亦有称“德布德林”(tebtelin满语“部”)的,比较而言,这是相对晚近的称呼,我们无法判定是何时由何人开始的。据有的学者考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满族聚居地,有的家族或个人还有演唱或聆听说部的情况,但是在讲述场合、讲述时间的长短、讲述篇目上都有所不同。21世纪初,在满族多位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努力下,说部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他们的抢救、挖掘下,几十部说部名录被发现、整理出来。当时有影响的传承人包括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杨青山、徐明达、刘显之等。对说部作出较大贡献的不仅是这些传承人,还有那些记录整理说部的知识分子。现在人们熟悉的传承人如富育光已经74岁、赵东升71岁、何世环80多岁、张德玉70多岁,关于说部过去流传的情况只能从他们身上获悉,因而对他们的调查研究就成了当务之急。

据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化工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初步掌握,满族说部就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说部一词本为汉文小说分类之一种,在小说中经常使用,我们首先来厘清说部的概念。

第一类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龙江瑷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和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

一、传统说部的概念

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瑷辉富氏家族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其中《东海窝集传》乃是流传于黑龙江宁安深山老林中的窝集人的作品。“窝集”为满语“稠密森林地带”的意思,而窝集人即野人女真。

此概念兴于明清。明人已有提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部这一术语被大量运用。至近代,说部一词,更广为所用。俞建卿《晋唐小说六十种》民国四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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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之书,汗牛充库,而大抵别为两派。晋唐尚文,宋元尚理。

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前者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富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鳌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后者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

鲁迅曾多次运用这个概念。如《坟》中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我之节烈观》等篇及《伪自由书》中《电的利弊》一文,都有提及。《中国小说史略》中用此词更多,如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都以此来界定小说所属的范围。鲁迅虽没对“说部”明确下定义,但可以从他对此词的运用中看出其观点。以《月界旅行辨言》为例:“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

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记录了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家族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族共同建设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动互补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整个作品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

林纾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红房子旅馆》、《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文言文,并结集成一部《哀吹録》,于1915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

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着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等。

前人之用说部,其界定并不是统一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随笔偶记之书,被目为“似说部而非说部”,而《山西通志》里的“说部”一目,就收有随笔偶记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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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所指说部的概念,包括传奇、志怪、笔记等。陈汝衡在谈到说部的时候多半都指向明清的小说,可见在明清这个概念已是非常普遍的了。满族的说部,特指在民间流传的一种口头文学样式,情况有所不同。

二、满族说部概念

与满族说部相关的有几个概念,如“讲古”习俗、“乌勒本”、“德布德林”。“讲古”习俗在大多数少数民族中都有,不宜作为学术概念处理;“德布德林”流传的时间较长,特指比较原始的叙事诗。我们目前见到的说部不仅有韵体的,也有散体的叙事;而普遍为人们接受和认可的概念为说部和“乌勒本”。

我们可以从产生年代、接受角度、从内容和长度等角度和彼此的交叉来谈“乌勒本”和说部的异同。从产生年代上来说,“乌勒本”产生得比较早,具体产生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从接受角度考量,“乌勒本”是一个满语词汇,说部是借用汉语的表述,它的出现跟满语在民国期间的式微有一定关系。笔者调查的几位传承人都认为说部和“乌勒本”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说部的内容可能更加充盈。目前我们见到的说部动辄几十万字,而“乌勒本”基本上是“骨架”,字数较少。“乌勒本”的内容说部中有,而说部中的内容“乌勒本”中却未必得见。可以说,“乌勒本”是保留原始内容形式时满族民众对它的称呼;说部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入了很多现代内容时的称呼,说部保留了“乌勒本”中的骨架逐渐得以丰富。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乌勒本”已经失传,有的保留得比较完整。

根据以上分析及笔者所见资料,可暂且为说部作如下界定:满族传统说部沿袭了满族“讲古”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最初在氏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传承为主,后渐渐地以一个地域为核心加以传承。涉及满族各氏族祖先的历史、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氏族的兴亡发轫、还有萨满教仪式、婚丧礼仪、天祭海祭等民族习俗、宗教活动,生产生活、天文知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内容,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方式保留下来,是一种韵散结合、内容繁杂的综合性口头说唱艺术。

满族说部大多保存在年过古稀的满族文化老人手中,国内目前能够用满语讲述说部的人不超过十名,我们目前了解的传承人有近17位,其中大多数已经过世。笔者重点调查的传承人,如富育光、赵东升等人,从小在浓郁的满族文化氛围中成长,从长辈那聆听了大量的满族故事、“乌勒本”说唱,他们中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是其工作领域的佼佼者;现在虽远离儿时生活的社区,但仍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的传承人还是其家族的穆昆达(族长),有很高的威望。他们不仅继承了该氏族世代传承的说部,而且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情感驱动下,对说部的抢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将这些传承人定位为“知识型”传承人。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很多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学样式,或因传承人的断代、传承所依托的语言的濒危、或是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在民间已经沉寂了很多年,如满族的萨满神歌、说部、赫哲族的伊玛堪等。说部是满族大型的口头叙事,每一部基本上都有几十万字左右,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当然,要厘清这些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笔者在此只想通过对说部传承人的访谈资料和对以往资料的梳理,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说部于现今得以继续传承的原因。

三、满族说部的产生

满族能够产生如此恢宏的说部,初时,是与各姓氏的兴亡息息相关的。满族说部为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乃至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珍贵史料。

就目前见到的文献而言,对“乌勒本”的产生和传承记录最早的是金代,“从完颜金到后金两代,女真人中各部落和分支部落中,皆有‘阿兰玛法’或称‘阿兰尼牙玛’,意思是专门从事搜集传说记述大事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该部落或部族人们口口相传的族源神话,英雄传说记载下来……这些人便是当时部落里的文化人,讲古趣儿的活跃分子,也是口碑传奇的创造者、传承者,很受敬重。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代,这类人物更受尊崇,记写档子,成了朝廷和民间穆昆(氏族)普遍和经常要办的大事,由专门的‘榜色达’(记档的头)或‘巴克什’(文书)负责。这类档子在朝廷逐渐演变成国史——皇帝实录,在民间逐步演变成宗谱。”满族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每个氏族都会出钱资助后代或氏族中的人才去读书,而这些文化人为传承本氏族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乌勒本”最早的传承人都是有着“金子一般的嘴”的萨满色夫(师傅之意)或是文化人,依靠他们的口耳相传,才将“乌勒本”代代传承下来的。

前文提到“乌勒本”主要在氏族内以血缘传承、满语讲唱为主,而说部的应运而生,则与满文的衰颓、汉族说书的影响、汉族的文学经典大量翻译并在满族人中间广为流传有很重要的关系。清中叶后,满语渐废,说唱“乌勒本”多使用汉语并夹杂一些满语,或用满文、汉文、汉文标音满文简写的提纲讲唱;近些年,珲春、宁安、依兰、东宁等地满族人讲唱说部故事,都是用汉语。现在“讲古”习俗所依托的语言、氏族制度都已渐趋衰颓,已知的几位主要传承人都已年过古稀,说部的传承人也与此前有了明显的变化。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乌勒本”和说部的称呼同时存在,很易混淆。同是一部作品,可能既是“乌勒本”也是说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主要在年代上的区分,不过有的说部比较古老原始,所以就避不开“乌勒本”的称呼,在本文中,我们尊重传承人、研究者的说法。

四、满族说部的发展轨迹:氏族内部→氏族外部→特定地域内传承→“知识型”传承人依靠文本传承

根据我们对说部传承人的调查、了解,发现说部的传承方式在满族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氏族内部传承为主扩大到氏族外部传承,后又渐渐变为以特定地域为核心进行传承的状况,其后再发展为“知识型”传承人的“文本传承”方式。当然,到后来几种传承方式可能同时存在。

氏族内部传承 此处指单一的氏族内部传承,“乌勒本”的传承方式以氏族内部传承为主,同时也是说部的最初流传方式,尤其是“窝车库乌勒本”(神龛上的故事)和“包衣乌勒本”(家传、家史)主要是在氏族内部传承,此时,讲唱者和听讲者都是本氏族的人,有严格的限定。如《乌布西奔妈妈》(6000多行)、《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和《天宫大战》,由于其神秘性,有特定的仪式、说唱场合和时间,只能在氏族内部传承,传承人一般都为萨满,不能为氏族外的人所了解。“包衣乌勒本”《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主要在富察氏中流传、《扈伦四部传奇》是赵东升的家传、《雪山罕王传》、《东海窝集传》是傅英仁的家传、《成都满蒙八旗史传》为刘显之传承的说部,都已有文本流传。

氏族外部传承 随着满族与东北其他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满族说部说唱的时候不限于本氏族的人,其他氏族、少数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都喜闻乐听说部,后来有些说部成为一个地方普遍流传的故事,说唱的人也不限于本氏族。如关于萨布素将军的说部虽主要在富察氏族中流传,但是由于故事的趣味性、感染力,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同样流传到其他氏族中;老罕王的传说在东北各地都有流传,当时讲唱的传本,名称并不统一,有诸多的异文使说部生辉;而《尼山萨满》更是成为了东北民族的共同财富,如赫哲族的《一新萨满》,达斡尔族的《尼桑萨满》、鄂温克族的《尼山萨满》传说以及鄂伦春族的《尼顺萨满》传说。

据富育光回忆:“只有像爱辉这样的大镇子里边,才会有从吉林沈阳(当时称叫奉天)或哈尔滨来的说书艺人有绰号叫‘小雷公’、‘扇子刘’、‘小彩凤’、‘堂笑天’的艺人,用扎板、琴弦、八角鼓弹唱《雪妃坟》、《漠北英雄传》。他们为了挣钱,学了一些满族话,也学说部,有时也加入一些满族话,一加入满族说部的内容,满族人都爱听。他们用别的名字、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讲说部,对说部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交通不方便的村屯还是以氏族传承为主。”

特定地域内传承 每个满族聚居的地方,其历史、地理、风俗有特殊性,有些与一地直接联系的故事,其承继路线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每一说部都有它的主要流传地,如《顺康秘录》在北京、《双钩记》在黑河、《飞啸三巧传奇》和《黑水英雄传》在爱辉地区、《松水凤楼传》和《姻缘传》流传地在吉林省等等。《金兀术的传说》流传在松花江、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的满族、赫哲族中,在满族人和赫哲人的口传中,金兀术是女真民族英雄。

《女真谱评》是流传在阿什河、拉林河一带完颜金的肇兴之地的历史传说。传说从九天女与渔郎成婚,繁衍出女真族起始,讲述了函普到阿骨打的完颜部勃兴史、辽金大战、金朝的鼎盛、清朝的兴衰等历史。《女真谱评》手抄本是一个叫付延华的秀才有心搜集留下的许多辽代、金代女真人的故事传说,结合他对历代王朝兴衰的看法写下的。

这样,说部就自然地从氏族内传承为主发展到氏族外传承、地域性传承了,这种传承方式扩大了说部对北方其他民族的影响,有的篇目甚至成为民族间共享的民间文学。很多学者通过调查发现:说部的不为人知,在民间逐渐湮没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不过也正是在此时,一些满族文化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到民间探访、搜集、整理说部了。

现阶段:“知识型”传承人依靠文本传承,多种传承方式并存。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传承人传承路线比较复杂,以富育光为例,他所掌握的说部来源比较复杂,有其家传的《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和《顺康秘录》;还有由他人说唱,其父记录下来的《东海沉冤录》、《天宫大战》、《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另外富育光根据线索搜集到的努尔哈赤的后裔拥有的说部《两世罕王传》、《松水凤楼传》、《鳌拜巴图鲁》、《双钩记》、《忠烈罕王遗事》、1958年冬他从东宁老贺家挖掘出史诗《乌布西奔妈妈》。

他们通过有意地搜集、整理其他氏族的说部,使之成为自己能够讲唱的说部,这样就扩大了说部的传承圈子,使某些说部在氏族外传承。从另一个方面说,文本的传承成为新的传承方式。每一部长篇说部,都凝聚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即时访问和关键性充实才形成的。像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样式,往往需要既把讲述人视为传承者,也把听众视为传承者,因其归根到底是一种口头记忆,它无法完全脱离包括听众在内的被反复讲述的语境。那些有意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听众也可以成为传承人,如赫哲族尤金良本不会唱《希特莫日根》,是通过整理尤贵连演唱的文本才开始演唱的,当然他也肯定听过很多次“伊玛堪”的演唱。在现在说部的传承后继乏人的状况下,这样的案例为民间培养满族说部传承人提供了新的方法,那些曾经听过说部演唱的人也是潜在的传承人;下一步对传承人的调查也可以拓宽思路,将那些只会演唱一部或几部、演唱篇幅短小、演唱的形式有所变化的人都可以设定为传承人,对他们要重点跟踪调查。

我们借鉴周星的观点,将满族说部传承人视为“那些能够演唱说部的人、不管是会唱一部还是多部;而且也包括那些搜集、整理、传承满族说部的文化人,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上曾经创作过说部的文化人”,从而将传承人的范围扩大了,即“知识型”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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