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藏族文化

作者: 寓言  发布:2019-11-06

很久以前的历史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想要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主要还是得从考古与史记这两方面入手,才能慢慢的解析你想知道的史前文化,从而了解历史的本质。

文章指出,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中的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从吐蕃时代到明、清之际,藏族历史上每一大发展和大转折的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其最为开放的时期。文章还对藏族历史开放之阶段性、特点及促成开放的原因等做了进一步讨论。藏族是一个特殊的高原地域民族。就世界范围而言,无论就藏族所居住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域,还是藏族为适应这一几臻于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环境而创造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厚重的文化,二者均是独一无二的。而藏族的文化与其所居住的高原地域环境无疑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高原地域特点乃是藏族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但我们必须看到,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环境本身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这主要缘于青藏高原地势高峻、气候干燥寒冷、大气中含氧量稀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对外交通不便等等。这种情况不但使周邻低海拔地区的民族向青藏高原的发展和渗透较为困难;同时也使藏族向周边非高原地区的发展存在着自身适应问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形及高原生态环境的限制。以此推理,藏族似乎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藏族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始终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惊人的开放特征。这一特征是耐人寻味的。为此,本文将就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之内在联系作一初步的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开放特征与藏族的历史发展关于藏族文化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曾流行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这就是"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这两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主要是文献记载、传说、人种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材料,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从西藏高原及相邻地区的考古发现材料所揭示的事实,我们已有足够理由得出这祥一个认识: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及其文化尽管有着土著的源头,其土著文化系统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但西藏高原的土著文化却绝不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反,而是在不断与周边相邻地区各原始居民群体发生交往、联系或融合,不断广泛地吸取外部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为例,卡若文化一方面虽具有较浓厚的土著文化特点,但另一方面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较广泛地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也系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同时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这反映了卡若土著居民与外部相邻地区的原始居民,特别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已存在相当规模的交往、联系与融合。此外,在新石器时代以藏北地区为主要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其特征、类型和技术传统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的古代民族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在我国北方地域相连,特征一致,故考古学上通常称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故有学者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细石器是从事游牧和狩猎居民的文化遗存,由于游牧和狩猎生产方式有较大流动性,活动范围大,所以藏北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具有较大一致性是不难理解的,它直接反映了藏北细石器居民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居民群体之间存在的广泛的联系和交往。进人文明时代以后,最早诞生于西藏高原的古老而又灿烂的象雄文明,也同样是在大量吸收来自西部的印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象雄文明的两大标志是产生了西藏最早的宗教--本教和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然而,本教的形成与象雄文的创制却均与吸收外部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据本教典籍记载,本教起源于达瑟,并记载本教的始祖辛绕来自象雄西部的某个国家。藏族学者才让太认为,"达瑟"是对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的统称,这是很有道理的。此外据国外学者研究,本教曾受到古波斯袄教二元论的影响,才让太也认为:"辛绕宗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祆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贤者喜宴》中也记载止贡赞普时,"其时,自天竺及大食交界处的古然瓦扎地方,得到了外道阿夏本教,……王对这些本教徒奉为上师"。可见,西藏本教的形成与其吸收西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此外,本教文献中一致记载象雄文是从西方的达瑟文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spungs-chen)和邦琼体(spungr-chung)演变为象雄文的玛尔钦体(smar-chen)和玛尔琼体(smar-chung)。达瑟文属哪一国文字现已无法考证,但今天从古克什米尔语、古旁遮普语和古梵语中却能找到许多与象雄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对此,才让太作了如下解释:"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由此可见,西藏西北部地区所以能在很早就产生出如此发达的文明,这与象雄游牧部落同中亚和西亚地区所进行的交往和联系并大量吸收了上述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象雄之本教向雅隆吐蕃和苏毗地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西藏高原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西藏高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藏族先民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本身即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开放特征。西汶艺术网[ 2 3 4 <

一、史前藏文化的本土特质

文化的本土性,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文化特质。从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以及早期金属时代的部落遗迹看,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早期藏族先民们在与自然和人文社会作斗争时,形成了带有本土思想意识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教仪式和丧葬仪轨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石器——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象征。据《藏史纲要》记载:在第二个部落时期,即“十非人部落”之二时出现了石斧;在第六个部落时期,即“十非人部落”之六时出现了“吾尔多”。据《西藏考古》记述,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石器出土,且发现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是史前石器的主体延续。不论是打制石器,还是“吾尔多”、石斧,都说明了狩猎和游牧文化是藏族先民们生存文化的主体,并伴随着生命的进程,延续至今。

半地穴、圜地式房屋——藏族碉房建筑的源头。史前时期,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筑有其特殊的样式,其中以卡若文化的圜底式房屋以及平顶石墙屋为特色。在《雪域文化与新世纪》中记:“发端于卡若遗址的晚期碉房式建筑,后来成为高原藏族民居建筑的鼻祖。在川西北高原上的讲嘉绒方言的藏族……碉房建筑,完全与卡若文化一脉相承。”藏史所记象雄时代的几大城堡,其中普兰县的达嘎卡的建筑即是以石墙砌成的内外屋相套的碉楼式城堡。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筑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流变,从半地穴式、圜地式、地面式、平顶石墙屋到碉楼式建筑,形成了原始藏族群最初的“社区”建筑模式,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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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葬——远古藏族先民本土的丧葬习俗及宗教情怀。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部落文化遗迹中所发现的石棺葬,证明了藏族的埋葬习俗已有约4千年的历史。史前时期,在葬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肢葬,最有本土特色的是石棺墓的结构及墓内的随葬品。如石棺墓的结构:石棺头有一凹槽,反映了灵魂不灭、生命轮回的宗教思想,表达了古代藏族人民对灵魂的信仰,对生命的祈请。

石棺墓葬头箱内的石头,其实是“镇石”、“灵石”,具有驱邪、镇鬼的功用,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萨满行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石棺墓中有动物的尸骸,这一特殊殉葬现象,可从宗教上找到理论根据,与驱邪除病的宗教仪轨“朵玛”相关,反映了宗教情怀的影响力,同时也证明了“五行”、“四大”学说早在史前藏族本土文化中就已具备。敦煌文献《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记载的“父亲殿干涅巴的葬礼和聂吉新娘的故事”中讲述的葬礼,即反映了“入土”葬俗的延续。具有4千年历史的石棺葬以其独特的葬俗,反映了史前藏文化的“石间葬”文化体系。

大石遗迹——原始风俗及宗教现象的文化遗存。史前时期大石遗迹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地点很多,杜齐的《西藏考古》中就列有几个,如:西藏萨嘎以东涂有酥油的石柱等。巨大的石块、列石、独石,以及涂有酥油的石柱等都反映了史前原始苯教文化的思想及宗教仪式的特殊性和祭祀神灵的独特性;同时,排列成行的石柱、石圈、耸立成三角形的石柱等,体现了远古宗教仪式所要求的程式和模式。

这种模式延续至今发展为藏区每坐神山上的“拉泽”,由此可推断史前大石遗迹具有祭祀战神的意义,这种“巨石类型”不仅仅是神垒,且反映出万物有灵的思想,表现了藏族先民对险山、峻岩的膜拜。

岩画——远古藏族先民生活及精神的写照。《西藏考古大纲》中记载,日土岩画是2世纪以前到629年之间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正好处于象雄时代和雅隆部落时代,反映出史前青藏高原“藏族”原族群的思想意识、艺术情趣、生活方法、宗教信仰,以及原始宗教的仪式;反映了藏族先民们对大自然、对宇宙的认识过程。

综上所述,史前藏文化以具特色性的岩画、大石遗迹、石棺葬等为其特质,构筑了史前青藏高原藏族族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原生态。

二、史前藏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性特点

文化在其发展、演变、传播、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并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呈现出复合式的态势。在历史的进程中,藏文化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与周边文化互动、交流,形成了青藏高原的多元文化圈,呈现出文化互动的各种迹象,这些迹象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部落遗迹中都有明显反映。

卡若文化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边,与川、滇接壤。卡若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并非独立发展,从遗址所出土的某些实物已证明它与黄河流域以及川西、滇西北的史前文化有着因缘关系。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在甘青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址中亦有大量发现。在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工栽培作物“粟”,则说明它与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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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app ,多元性说明卡若文化居于中国西南高原山地大的文化圈内。卡若文化中的细石器种类,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以及中亚、西亚的史前考古中也有发现。同时,遗址中发现的贝饰及孔雀石制成的垂饰,具有非本土的特征。出土的一长方形骨片,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前的骨片如出一辙,暗示出西亚文化可能很早即与藏东有了交流和互动。

曲贡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以及属于雅鲁藏布江分流河谷带,位于河谷的台地上。处于青藏高原腹心地的曲贡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藏族史前文化的本土特性,但其仍表现出文化的复合性特点。如:在益贡遗址中发现了带铁柄的铜镜,这类带柄铜镜,属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系统,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带柄镜有较大的差别,而类似的器物,在新疆、四川、云南等地亦有发现。因此,不管是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还是腹心地带,史前藏文化中皆表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墓葬中所发现的“眼罩”现象,反映出青藏高原当时的一种葬俗。据记日土一墓葬中,女尸眼睛上有丝织“眼罩”,这反映出史前居于高原的人们以“眼罩”实现死者“瞑目”的愿望。而这种“瞑目”现象,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所记载,说“将死者眼睛用东西盖上称为瞑目”。在黄河流域殷商到战国时期以及新疆地区魏晋时代的考古发掘中,都有“瞑目”现象。

这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方面,“瞑目”这种现象是文化同质的反映,它说明远古时期具有共同心理的人类对死亡的一种理解,“眼罩”既表达了死者的遗愿,又表达了生者的期望;另一方面,“瞑目”现象也许可以说是文化互动传播的映证,它反映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北疆文化、黄河流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和。

此外,史前青藏高原的岩画,不仅有其地方特色和本土特质,而且在其发展、变迁中也应表现出它的复合性,这还有待于与印、巴两国的岩画作比较研究。

三、史前藏文化是人类古文明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国内学者提出西藏地区、云贵高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此观点备受关注。从藏文化所具有的特征上看,其地理环境,以及藏史的记载和藏族民间口述文学中,都表现出史前藏文化的久远性和其人类古文明的象征意义。

首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明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2001年8月,笔者到阿里普兰作社会调查时,对普兰地貌感受颇深。当时沿玛旁雍措的东边进入普兰县后,一座座鹅卵石堆积的山呈现在眼前,强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这里曾是海洋。在普兰县最西边的科加寺及中尼边境,有很多当地人说的“石树”残根,当地人都认为这些树层似的大石头,就是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前茂密森林的痕迹。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里还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但在周边的印度、我国云南等地都已发现古人类化石。

目前,在青藏高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的地点都在海拔4500到5000米上,如今那里人烟稀少,甚至是无人居住的区域,假如这些地点有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则可科学地推断史前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已经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及具有本土族人进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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