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鸟儿歌唱,不必要的大破坏

作者: 云顶娱乐官网下载  发布:2019-08-05

  在1920到1933年间,在对日本甲虫的出生地进行了广泛辛勤调查后,从东方国家进口了34种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希望建立对日本甲虫的天然控制。其中有五种已在美国东部定居。最有效和分布最广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寄生性黄蜂。当一只雌蜂在土壤中发现一个甲虫幼蛆时,对幼蛆注射使其瘫痪的液体,同时将一个卵产在蛆的表皮下面。蜂卵孵成了幼虫,这个幼虫就以麻痹了的甲虫幼蛆为食,并且把它吃光。在大约25年期间,此种蜂群按照州与联邦机构的联合计划被引进到东部14个州。黄蜂在这个区域已广泛地定居下来,并且由于它们在控制甲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普遍为昆虫学家们所信任。

  在一份联合报告里,英国鸟类联合公司和皇家鸟类保护学会描述了67例鸟儿被害的情况——这一数字远远不是1960年春天死亡鸟儿的完全统计数。在此67例中,59例是由于吃了用药处理过的种子,8例由于毒药喷撒所致。

  不过。这样的重新发展并非那么容易。喷药一般都是反复进行的。在这种喷药中很难会留下漏洞以便野生物得到恢复的机会。通常喷药的结果是毒化了环境,这是一个致死的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不仅仅原来的生物死去了,而且那些移居进来的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喷撒的面积愈大,危险性就愈严重。因为安全的绿洲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在纳入控制昆虫计划的一个十年中,几千英亩甚至几百万英亩土地作为一个单位被喷了药;在这十年中,私人及团体喷药,越来越积极,关于美国野生物破坏和死亡的记录已累积成堆。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些计划,并看看已经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吧。

  虽然布罗勒先生1959年的去世终止了这个有价值的连续系统观察,但由佛罗里达州阿托邦学会,还有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写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这种趋势很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象征。莫瑞斯·布朗(霍克山禁猎区馆长)的报声特别引人注目。霍克山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美丽如画的山脊区,在那儿,阿巴拉契亚山的最东部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碰到山脉的风偏斜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许多日子里,这儿持续上升的气流使阔翅鹰和鹫鹰不需要花费气力就可以青云直上,使它们在向南方的迁徙中一天可以飞过许多路程。在霍克山区,山脊都汇聚在这里,而岭中的航道也是一样在这里汇聚。其结果是鸟儿们从广阔的区域通过这一交通繁忙的狭窄通道飞向北方。

  当生物学家于1955年重新开始一度中断的研究时,野生物遭受损失的荒芜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时所用的化学药物已变为毒性更强的艾氏剂,鹌鹑实验表明,艾氏剂的毒性为DDT的l00-300倍。到1960年,栖居在这个区域中的每种野生哺乳动物都遭受到了损失。鸟儿的情况更糟糕了。在多拿温这个小城镇里,知更鸟已经绝迹,白头翁、燕八哥、长尾鲨鸟也遭遇同样下场。在别处,上述这些鸟和其他许多鸟都大大减少。打野鸡的猎人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甲虫战役的后果。在用药粉处理过的土地上,鸟窝的数目减少了几乎百分之五十,一窝中孵出的小鸟数目也减少了。前几年这些地方是打野鸡的好地方,现在由于一无所获,实际上已无人问津了。

  紧接着对其他区域的研究也开始发现情况是同样的令人担忧。威斯康星大学的尤素福·赫克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对喷撒区和未喷撒区进行仔细比较研究后,报告说:知更鸟的死亡率至少是86一88%。在密执安州百花山旁的鹤溪科学研究所曾努力估计鸟类由于榆树喷药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它于1956年要求把所有被认为死于DDT中毒的鸟儿都送到研究所进行化验分析。这一要求得到了一个完全意外的反应:在几个星期之内,研究所里长期不用的仪器被运转到最大工作量,以致于其他的样品不得不拒绝接受。1959年,仅一个村镇就报告或交来了一千只中毒的鸟儿。虽然知更鸟是主要的受害者(一个妇女打电话向研究所报告说当她打电话的时候已有12只知更鸟在她的草坪上躺着死去了),包括63种其他种类的鸟儿也被在研究所进行了测试。知更鸟仅是与榆树喷药有关的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中的一部分,而榆树喷药计划又仅仅是各种各样以毒药覆盖大地的喷撒计划中的一个。约90多种鸟儿都蒙受严重伤亡,其中包括那些对于郊外居民和大自然业余爱好者来说都是最熟悉的鸟儿。在一些喷过药的城镇里,筑巢鸟儿的数量一般说来减少了90%之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鸟儿都受到了影响——地面上吃食的鸟,树梢上寻食的鸟,树皮上寻食的鸟以及猛禽。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最近几世纪的历史有其暗淡的一节——在西部平原对野牛的屠杀;猎商对海鸟的惨害;为了得到白鹭羽毛几乎把白鹭全部扑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增加一个新的内容和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化学杀虫剂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撒,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物直接受害。

  在布罗勒先生标记鹰的最初几年里,他在他所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段海岸带上经常在一年时间内发现125个有鸟的鸟窝。每年被标记的小鹰数约为150只。在1947年小鹰的出生数开始下降。一些鸟窝里不再有蛋,其他一些有蛋的窝里却没有小鸟孵出来。在1952一1957年间,近乎80%的窝已没有小鸟孵出了。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年里,仅有43个鸟窝还有鸟住。其中7个窝里孵出了幼鸟(8只小鹰);23个窝里有蛋,但孵不出小鹰来;13个窝只不过作为大鹰觅食的歇脚地,而没有蛋。1958年,布罗勒先生沿海岸长途跋涉100英里后才发现了一只小鹰,并给它作了标记。在1957年时还可以在43个巢里看到大鹰。这时已难得看见了,他仅在10个巢里看到有大鹰。

  一个广泛的研究计划正在伊利诺斯州伯奥利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该计划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人工培养牛奶病细菌的方法。这将大大降低它的造价,并将促进它更广泛地使用。经过数年工作,现在已有一些成果报道。当这个“突破”完全实现时,可能一些理智和远景将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日本甲虫,这些甲虫在它们极端猖獗时一直是中西部化学控制计划的恶梦。

  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绝灭,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十年中,鹰的数量惊人地减少了。事实表明,在鹰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作用实际上己经摧毁了鹰的繁殖能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杀虫剂罪责难逃。

  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须采取这个激烈、危险的行动。相反,一位在该州最闻名、最有学识的博物学家W·P·尼凯尔表示了不同意见,当他在密执安州南部的很长时间里,他每年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田野里度过,他宣布:“二十多年来,以我自己的直接经验看,在底特律城存在的日本甲虫为数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甲虫的数量并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增长。除了在政府设在底特律的捕虫器中我曾看到过很少几只日本甲虫外,我在天然环境中仅看到了一只日本甲虫……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秘密地进行着,以致于使我一点儿也得不到关于昆虫数目增加的情报。”

  在劫难逃的知更鸟的死亡之谜很快由位于尤巴那的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考察所的罗·巴克博士找到了答案。巴克的著作在1958年发表,他找到了此事件错综复杂的循环关系——知更鸟的命运由于蚯蚓的作用而与榆树发生了联系。榆树在春天被喷撒了药(通常按每50英尺一棵树用2-5磅DDT的比例进行喷药,相当于每一英亩榆树茂密的地区23磅的DDT)。经常在七月份又喷一次,浓度为前次之半。强力的喷药器对淮最高大树木的上上下下喷出一条有毒的水龙,它不仅直接杀死了要消灭的树皮甲虫,而且杀死了其他昆虫,包括授粉的昆虫和捕食其他昆虫的蜘蛛及甲虫。毒物在树叶和树皮上形成了一层粘而牢的薄膜,雨水也冲不走它。秋天,树叶落下地,堆积成潮湿的一层,并开始了变为土壤一部分的缓慢过程。在此过程中它们得到了蚯蚓的援助,蚯蚓吃掉了叶子的碎屑,因为榆树叶子是它们喜爱吃的食物之一。在吃掉叶子的同时,蚯蚓同样吞下了杀虫剂,并在它们体内得到积累和浓缩。巴克博士发现了DDT在蚯蚓的消化管道、血管、神经和体壁中的沉积物。毫无疑问,一些蚯蚓低抗不住毒剂而死去了,而其他活下来的蚯蚓变成了毒物的“生物放大器”。春天,当知更鸟飞来时,在此循环中的另一个环节就产生了。只要十一只大蚯蚓就可以转送给知更鸟一份DDT的致死剂量。而十一只蚯蚓对一只鸟儿来说只是它一天食量的很小一部分,一只鸟儿几分钟就可以吃掉10一12只蚯蚓。

  1959年的秋天,密执安州的东南部,包括底特律郊区的两万七千多英亩的土地接受了空中的艾氏剂(一种最危险的氯化烃)药粉的高剂量喷撒。此计划是由密执安州的农业部和美国国家农业部联合进行的;它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日本甲虫。

  在英国,主要的问题看来有些特殊,它是和日益增长的在播种前用杀虫剂处理种子的做法相联系的。种子处理并不是新鲜事,但在早期,主要使用的药物是杀菌剂。一直没有发现对鸟儿有什么影响。然而到1956年,用一种双重目的的处理方法代替了老办法,杀菌剂、狄氏剂、艾氏剂或七氯都被加进来以对付土壤昆虫。于是情况变得糟糕了。

  像伊利诺斯州东部喷撒农药这样的事情提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上的,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的应有尊严。

  雀,它们的歌声在鸟儿中是最优美动听的了。还有那些轻轻掠过森林地带的繁茂灌木并带着沙沙的响声在落叶里寻食吃的麻雀,会歌唱的麻雀和白颔鸟,这些鸟也都成了对榆树喷药的受害者。

  按照当前正在指导我们命运的这种哲学,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人们对喷雾器的使用。在人们扑灭昆虫的战役中的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驹鸟、野鸡、浣熊、猫,甚至牲畜恰好与要被消灭的昆虫住在同一地点,而被杀虫毒药水所害,那么,不应该有人为此提出抗议。

  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物服务处的著名的詹姆斯·大卫博士所进行的多种实验显示出在其他鸟类中确有同样的情况正在人为地产生着。大卫博士所进行的一系列杀虫剂对野鸡和鹌鹑影响效果的经典试验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DDT或类似化学药物对鸟类双亲尚未造成明显毒害之前,已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殖力了。鸟类受影响的途径可能不同,但最终结果总是一样。例如,在喂食期间将DDT加入鹌鹑的食物中,鹌鹑仍然活着,甚至还正常地主了许多蛋;但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大卫博士说:“许多胚胎在孕育的早期阶段发育得很正常,但在孵化阶段却死去了。”这些孵化的胚胎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五天之内死掉的。在用野鸡和鹌鹑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假若在全年中都用含有杀虫剂的食物来饲养它们,则野鸡和鹌鹑不管怎样也生不出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路德博士和查理·捷那雷博士报告了同样的发现。当野鸡吃了带狄氏剂的食物时,“蛋的产量显著地减少了,小鸡的生存也很困难。”根据这些作者所谈,由于狄氏剂在蛋黄中贮存,由于狄氏剂在孵卵期和孵出之后被逐渐同化而给幼鸟带来了缓慢的,但却是致死的影响。

  证据的确凿性是最重要的。现场的野生物专家当然最有资格发现和解释野生物的损失。而专门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却看不清这一问题,他们思想上并不期望看到他们的控制计划所造成的不好影响一面。甚而,那些在州和联邦政府中从事控制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化学药物的制造者——他们坚决否认由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事实,他们宣称仅看到对野生物很轻微的伤害。就象有关圣经故事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一样,他们由于彼此关系不善,因而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我们善意地把他们的这种否认解释为由于他们对专家和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漠不关心,但这也决不意味看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言之有据。

  一位家庭妇女在绝望中从伊利诺斯州的赫斯台尔城写信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名誉馆长(世界知名鸟类学者)罗伯特·库什曼·马菲:“我们村子里、好几年来一直在给榆树喷药。(这封信写于1958年)当六年前我们才搬到这儿时,这儿鸟儿多极了,于是我就干起了饲养工作。在整个冬天里,北美红雀、山雀、绵毛鸟和五十雀川流不息地飞过这里;而到了夏天,红雀和山雀又带看小鸟飞回来了。

  中西部的喷药计划一直是在一种紧迫恐慌的情绪中进行的,就好象甲虫的蔓延引起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为击退甲虫可以不择手段。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如果这些忍受着化学药物侵害的村镇熟知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默许这样干。

  对这些死鸟进行化学分析的实验设备极为不足,在这片农村里仅有两个化学家能够进行这种分析(一位是政府的化学家,另一位在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工作)。目击者描述了焚烧鸟儿尸体的熊熊篝火的情景。然而仍努力地收集了鸟儿的尸体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除一只外,所有鸟儿都含有农药的残毒。(这唯一的例外是一只沙鹬鸟,这是一种不吃种子的鸟。)

  吃昆虫的鸟类的中毒情况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毒药,而且也取决于使用毒药的方式。在萨尔顿早期执行计划期间,狄氏剂的使用是按照每英亩三磅的比例喷撒。为了了解狄氏剂对鸟类的影响,人们只需要记住在实验室里对鹌鹑所做的实验,狄氏剂的毒性已证明为DDT的50倍。因此在萨尔顿土地上所喷撒的狄氏剂大约相当于每英亩l5O磅的DDT!而这仅是最小值,因为在进行喷撒药物时,沿着农田的边沿和角落都有重复喷撒的现象。

  有些事实说明知更鸟的中毒并非由于直接与杀虫剂接触,而是由于吃蚯蚓间接所致。校园里的蚯蚓偶然地被用来喂养一个研究项目中使用的蝼蛄,于是所有的蝼蛄很快都死去了。养在实验室笼子里的一条蛇在吃了这种蚯蚓之后就猛烈地颤抖起来。然而蚯蚓是知更鸟春天的主要食物。

  密执安州消灭害虫的法律允许州可以不通知或不必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根据这一法律,低空飞机开始飞临底特律区域。城市当局以及联邦航空公司马上被居民们担忧的呼声所包围。由于在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近800个质问,警察请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根据底恃律的新闻报道“告诉观众。他们现在看到的是怎么回事,并通知他们这一切是安全的。”联邦航空公司的安全员向公众保证:“这些飞机是被很仔细地监督着”,并且“低飞是经过批淮的”。为了减少公众的惧怕,这位安全员又作了一个多少有点错误的努力,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飞机有一些紧急阀门,它们可以使飞机随时倾倒出全部负载。谢天谢地,总算没这样干。但是,当这些飞机执行任务时,杀虫剂的药粒便一视同仁地落在了甲虫和人的身上,“无害的”毒物象下雨一样地降落到正在买东西或去上班的人的身上,降落在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孩子的身上。家庭妇女从门廊和人行道上扫走了被称为“看上去象雪一样”的小颗粒。正如以后密执安州的阿托邦学会所指出的:“艾氏剂和粘土混成的白色小药粒(并不比一个针尖大)成百万地进入到屋顶的天花板空隙里、屋沿的水槽中以及树皮和小树枝的裂缝中……当下雪和下雨时,每个水坑都变成了一洼可以致死的药水。”

  在北美被研究得最彻底的鹰曾是那些沿佛罗里达西海岸从达姆帕到福特海岸线上筑巢的鹰。有一位从温尼派格退休的银行家查理·布罗勃在1939一1949年期间,由于标记了1000多只小秃鹰而在鸟类学方面荣获盛名。(在这之前的全部鸟类标记历史中只有166只鹰作过标记。)布罗勃先生在鹰离开它们窝之前的冬天几个月里给幼鹰作了标记。以后重新发现的带标记的鸟儿表明了这些在佛罗里达出生的鹰沿海岸线向北飞入加拿大,远至爱德华王子岛;然而从前一直认为这些鹰是不迁徙的。秋天,它们又返回南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霍克山顶这样一个有利的地形处对它们的迁徙活动进行了观察。

  这些杀虫剂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昆虫。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使用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它是一种致死毒物。因此它就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一些家庭驯养的可爱的猫、农民的耕牛、田野里的兔子和高空飞翔的云雀。这些生物对人是没有任何害处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生物及其伙伴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然而人们却用突然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来酬谢它们。在萨尔顿的科学观察者们描述了一个垂死的百灵鸟的症状:“它侧躺着,显然已失去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不能飞动或站立,但它不停地拍打着它的翅膀,并紧紧收缩起它的爪子。它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更为可怜的是快要死去的田鼠默默无言的景况,它“表现出了快要死的特征,背已经弯下了,握紧的前爪抽缩在胸前……它的头和脖子往外伸看,它的嘴里常含有脏东西,使人们想像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曾经怎样地啃着地面。”

  知更鸟,的确还有其他很多鸟儿的生存看来和美国榆树休戚相关。从大西洋岸到洛矶山脉,这种榆树是上千城镇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以庄严的绿色拱道装扮了街道、村舍和校园。现在这种榆树己经患病,这神病蔓延到所有榆树生长的区域,这种病是如此严重,以致于专家们供认竭尽全力救治榆树最后将是徒劳无益的。失去榆树是可悲的,但是假若在抢救榆树的徒劳努力中我们把我们绝大部分的鸟儿扔进了覆灭的黑暗中,那将是加倍的悲惨。而这正是威胁我们的东西。

  可能再没有一个城镇比伊利·诺斯州东部的舍尔敦和艾若考斯镇附近地区为了造就一个没有甲虫的世界而遭遇更惨的了。1954年,美国农业部和伊利诺斯州农业部沿着甲虫侵入伊利诺斯州的路线,开展了广场扑灭日本甲虫的运动,他们满怀希望,并且的确有保证通过广泛的喷药来消灭入侵的甲虫。在第一次“扑灭运动”进行的那一年,狄氏剂从空中被喷撒到1400英亩的土地上。另外的2600英亩土地在1955年也以同样的方法被处理,这一任务的完成被认为是圆满的。然后,越来越多的地方请求使用化学处理,到1961年末己有131,000英亩的土地已喷撒了化学药物。即使在执行计划的第一年,就有野生物及家禽遭受了严重毒害。化学处理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它既没有同美国鱼类及野生物调查所商量,也未同伊利诺斯州狞猎管理科商量。(然而在1960年春天,联邦农业部的官员们在国会委员会前反对需要事前商议的议案。他们委婉地宣布,该议案是不必要的,因为合作与商议是“经常的”。这些官员根本不管那些地方的合作无法达到“华盛顿水平”。同样听到他们清楚地宣称不愿与州立渔猎部商量。)

  所谓的荷兰榆树病大约是在1930年从欧洲进口镶板工业用的榆木节时被引进美国的。这种病是一种菌病;这种菌侵入到树木的输水导管中,其孢子通过树汁的流动而扩散开来,并且由于具有毒分泌物及阻塞作用而致使树枝枯萎,使榆树死亡。该病是由榆树皮甲虫从生病的树传播到健康的树上去的。由这种昆虫在已死去的树皮下所开凿的渠道后来被入侵的菌孢所污染,这种菌抱又粘贴在甲虫身上,并被甲虫带到它飞到的所有地方。控制这种榆树病的努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昆虫传播者的控制。于是在美国榆树集中的地区——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州,一个个村庄地进行广泛喷药已变成了一项日常工作。

  那些不计代价而希望立即取到结果的人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使用化学药物来消灭甲虫。同样有一些人倾心于那些名牌商品,他们愿意反复操作和花钱,以便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工作长存。

  莫瑞斯·布朗作为禁猎区的管理人在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观察到并实际记录下来的鹰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多。秃鹰迁徙的高潮是在八月底和九月初。这些鹰被认为是在北方度过夏天后返回家乡的佛罗里达鹰。(深秋和初冬时,还有一些大鹰飞过这里,飞向一个未知的过冬地方,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个北方种的。)在设立禁猎地区的最初几年里,从1935年-1939年,被观察到的鹰中有40%是一岁大的,这很容易从它们一样的暗色羽毛上认出来。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些未成熟的鸟儿已变得罕见了。在1955年一1959年间,这些幼鹰仅占鹰总数的20%;而在1957年一年中,每32只成年鹰里仅有一只幼鹰。

  那些希望对野生物遭受损失的问题作出公正判断的居民们今天正处于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外界有两种意见,以保护分子和许多研究野生物的生物学家为一方,他们断言:喷撒杀虫剂所造成的损失一直是严重的,有时甚至带来灾难重重。但以控制机关为另一方则企图断然否认喷撒杀虫剂会造成什么损失,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损失也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那么,纽约州怎样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呢?从为保护榆树而斗争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该州一直依靠严格的防卫措施,即迅速转移和毁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树木。开始时的一些结果令人失望,不过这是由于开头并没有认识到不仅要把有病的树毁掉,而且应把甲虫有可能产下卵的所有榆树都全部毁掉。受感染的榆树被砍下并作为木柴贮放起来,只要在开春前不烧掉它,它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过来并在四月末和五月寻食的成熟甲虫可以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根据经验而知道什么样的甲虫产了卵的木材对于传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义。通过把这些危险的木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不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卫计划的费用保持在较低的限度内。到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府的发病率降低到该城55,000棵榆树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发动了一场防卫运动。在其后的14年里,榆树的平均损失量每年仅是0·2%。有着185,000棵榆树的布法洛城由于开展防卫工作,最近年来损失总数仅达0·3%,得到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卓越记录。换言之,这样的损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树全部损失将需300年。

  在哺乳动物中,田鼠实际上已绝灭;发现它们的残休呈现出中毒暴死的特征。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死的麝香鼠,在田野里发现了死兔子。狐鼠在城镇里是比较常见的动物,但在喷撒药物后,它也不见了。

  但是大自然所发生的这一切已不可能在现今这个由化学药物所浸透的世界里再发生了,在这个世界里喷药不仅杀死了昆虫,而且杀死了它们的主要敌人——鸟类。如同往常所发生的一样,后来当昆虫的数量重新恢复时,已再没有鸟类制止昆虫数量的增长了。如米渥克公共博物馆的鸟类馆长O·J·克洛米在米渥克日报上写道:“昆虫的最大敌人是另外一些捕食性的昆虫、鸟类和一些小哺乳动物,但是DDT却是不加区别地杀害了一切,其中包括大自然本身的卫兵和警察……在进步的名义下,难道我们自已要变成我们穷凶极恶地控制昆虫的受害者吗?这种控制只能得到暂时的安逸,后来还是要失败的。到那时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控制新的害虫呢?榆树被毁灭,大自然的卫兵鸟由于中毒而死尽。到那时这些害虫就要蛀食留下来的树种。”

  立刻受到影响的生物并非鸟类一种。一个地方上的兽医报告说,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求医者,这些人带看突然病倒的狗和猫。看来那些小心翼翼整理着自己皮毛和舐着爪子的猫是受害最重的。它们病症的表现是严重的腹泻、呕吐和惊厥。兽医对这些求医者所能提出的唯一劝告是;在没有必要情况下不要让动物外出,假若动物出去了,应赶快把它爪子洗干净。(但是氯化烃从水果或蔬菜里都是洗不掉的,所以这种措施提供的保护很有限。)

  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于1954年在大学校园的一个小范围内开始。第二年,校园的喷药扩大了,把东兰星城(该大学所在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当地计划中不仅对吉卜赛蛾而且连蚊子也都这样进行喷药控制了。化学药雨己经增多到倾盆而下的地步了。

  在萨尔顿,不仅野生物,而且连家禽都在扑灭昆虫的运动中被杀死了。对于几群羊和牛所做的观察表明它们已经中毒和死亡,这也同样威胁着牲畜。自然历史调查所的报告描述了这些事件之一:羊群横穿过一条砂砾路,从一个于5月6日被撒过狄氏剂的田野被赶到另一片未撒药的、长着一种优良野生牧草的小牧场上。很显然,一些喷撒药粉越过了道路而飘到了牧场上,因为那个羊群几乎马上就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它们对食物失去兴趣,表现出极度不安,它们沿着牧场篱笆转着转着,显然想找路出去……它们不肯被赶,它们几乎不停地叫着,站在那儿,耷拉着头;最后,它们还是被带出了牧场……,它们极想喝水。在穿过牧场的水溪中发现了两只死羊,留下的羊多次被赶出那条水溪,有几只羊不得不用力把它们从水里拉出来。三只羊最终死了;那些留下来的羊恢复了全部外貌。

云顶娱乐官网下载 ,  在其他的信中说由了这样一个观点:榆树虽然是威严高大的树木,但它并不是印度的“神牛”,不能以此作为旨在毁灭所有其他形式生命的无休止的征战的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另一位妇女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我们的榆树,它象标板一样屹立在田野上,然而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树……我们也必须去拯救我们的鸟儿。谁能够想像一个失去了知更鸟歌声的春天该是多么阴郁和寂寞呢?”

  来自该州机关的官方消息只是宣布这种甲虫已“出现”在进行空中袭击的指定区域。尽管缺少正当理由,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执行情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由于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

  我们是要鸟儿呢?还是要榆树?在一般人看来,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似乎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化学药物控制方面的讽刺话多极了,用其中一句来说,那就是假若我们在现今长驱直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很可能既无鸟儿也无榆树。化学喷药正在杀死鸟儿,但却无法拯救榆树。希望喷雾器能拯救榆树的幻想是一种引人误人歧途的危险鬼火,它正在使一个又一个的村镇陷入巨大开支的泥沼中,而得不到持久的效果。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规律地喷撒了十年农药。然而一个干旱年头带来了特别有利于甲虫繁殖的条件,榆树的死亡率上升了十倍。在伊利诺斯州俄本那城——伊利诺斯州大学所在地,荷兰榆树病最早出现于1951年。1953年进行了化学药物的喷撒。到1959年,尽管喷撒已进行了六年时间,但学校校园仍失去了86%的榆树,其中一半是荷兰榆树病的牺牲品。

  日本甲虫是一种意外进口到美国来的昆虫,它于1916年发现于新泽西州,当时在靠近里维顿的一个苗圃中发现了几只带有金属绿色的发亮甲虫。这些甲虫最初未能被辨认出来,后来才认出它们是日本主岛上的普通居住者。很明显,这些甲虫是在1912年限制条例宣布之前通过苗圃定货进口而被带进美国的。

  在这位妇女所提到的那个秋天里,我们又收到了一些其他同样阴沉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州及阿拉巴马州边远南部。由国家阿托邦学会和美国渔业及野生物服务处出版的季刊《野外纪事》记录说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些没有任何鸟类的可怕的空白点,这种现象是触目惊心的。《野外纪事》是由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们所写的报告编纂而成,这些观察家们在特定地区的野外调查中花费了多年时间,并对这些地区的正常鸟类生活具有无比卓绝的丰富知识。一位观奈家报告说,那年秋天,当他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开车行驶时,在很长的路程内根本看不到鸟儿。”另外一位在倍顿·路杰的观察家报告说:她所布放的饲料放在那儿,“几个星期始终没有鸟儿来动过”;她院子里的灌木到那时候已该抽条了,但树枝上却仍浆果累累。另外一份报告说,他的窗口“从前常常是由四十或五十只红雀和大群其他各种鸟儿组成一种撒点花样的图画,然而现在很难得看到一、两只鸟儿出现。”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莫尔斯·布鲁克斯——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鸟类权威,他报告说“西弗吉尼亚鸟类数量的减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形成我们自己见解的最好方法是查阅一些主要的控制计划,并向那些熟悉野生物生活方式以及对使用化学药物没有偏见的见证人请教,当毒药水像雨一样从天空进入到野生物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对于养鸟人,对于为自己花园里的鸟儿感到欢乐的郊外居民、猎人、渔夫,或对那些荒野地区探险者来说,对一个地区的野生物造成破坏的任何因素(即使在一年中)都必将剥夺他们享受欢乐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正当的观点。正如有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虽然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在一次喷药之后仍能重新发展起来,但真正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

  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在各种情况下鸟类对昆虫控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啄木鸟是对恩格曼针枞树甲虫的主要控制者,它使这种甲虫的数量由55%降到2%,并对苹果园里的鳕蛾起重要控制作用。山雀和其他冬天留下的鸟儿可以保护果园使其免受尺蠖之类的危害。

  尽管东部地区有对甲虫合理控制的这一记载,但目前处于甲虫分布边缘的中西部各州却已掀起了一场攻击,这场攻击足以消灭最厉害的敌人,而不只是消灭普通的害虫;由于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药物,原想消灭甲虫,但结果使大批人群、家离和所有野生物中毒。这些消灭日本甲虫的计划已引起了动物生命大量遇害,使人震惊,并且使人类面临无法否认的危险。在控制甲虫的名义下,密执安州、肯塔基州、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密苏里州的许多地区都被浸染在化学药物的喷撒之中。

  在联邦政府开始执行扑灭火蚁的庞大喷撒计划之后的一年里,一位阿拉巴马州的妇女写道:“我们这个地方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鸟儿的真正圣地。去年十月,我们都注意到这儿的鸟儿比以前多了。然而,突然地,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所有鸟儿都不见了。我习惯于每天早早起来喂养我心爱的已有一个小马驹的母马,但是听不到一点儿鸟儿的声息。这种情景是凄凉和令人不安的。人们对我们美好的世界做了些什么?最后,一直到五个月以后,才有一种蓝色的樫鸟和鷦鹩出现了。”

  然而,为什么在东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经验不能在目前正狂热地对甲虫进行化学之战的伊利诺斯和其他中西部各州试行呢?有人告诉我们,用牛奶病孢子进行接种“太昂贵”了,然而在四十年代东部14个州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而且,这一“太昂贵”的评价是根据什么计算方法而得到的呢?显然不是根据如同萨尔顿的喷撒计划所造成的那种全面毁灭的真正代价估计的。这个评价同样未考虑这一事实——用孢子接种仅需一次就行,第一次费用也是唯一的费用。

  当将这些研究实验应用到鹰上时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野外研究正在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和其他一些希望能够对发生在这么多鹰中的明显不孕症找出一个确切原因的地方进行。这样,根据情况判断来看,原因指向了杀虫剂。在鱼很多的地方,鱼在鹰所吃的食物中占很大的比例(在阿拉斯加约占65%;在切沙皮克湾地区约占52%)。毫无疑问,由布罗勒先生长期研究的那些鹰绝大多数都是食鱼的。从1945年以来,这个特定的沿海地区一直遭受着溶于柴油的DDT的反复喷撒。这种空中喷药的主要目标是盐沼中的蚊子,这种蚊子生长在沼泽地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正是鹰猎食的典型地区。大量的鱼和蟹被杀死了。实验室从它们的组织里分析出含百万分之四十六高浓度的DDT。就像清水湖中的鸊鷉一样(鸊鷉由于吃湖里的鱼而使体内杀虫剂积累到很高浓度),这些鹰当然也在它们体内组织中贮存了DDT。同样,如同那些鸊鷉一样,野鸡、鵪鹑和知更鸟也都越来越不能生育幼鸟来保持它们种类的繁衍了。

  对甲虫发动战争以后,在萨尔顿地区的任何农场中若有一只猫留存下来,真是件稀罕事。在喷撒药物后的一个季度里,农场里百分之九十的猫都变成了狄氏剂的牺牲品。本来这些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些毒物已有沉痛的记载。猫对于所有的杀虫剂都非常敏惑,看来对狄氏剂尤其敏惑。在爪哇西部由世界卫生组织所进行的抗疟过程中,报道出许多猫死了。在爪哇的中部有那么多猫被杀死,以至于一只猫的价格增加到两倍以上。同样的,在委内瑞拉喷撒药物时,世界卫生组织得到报告说猫已减少到成为一种稀有动物的状况了。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迴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作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象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天平的另一个盘中放入的是可怜的成堆杂色羽毛——在杀虫毒剂无选择的大棒下牺牲的鸟儿的无生命遗物?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搭拉的翅膀而变得暗然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作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面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

  当化学药物渗入土壤后,中毒甲虫的幼蛆爬到地面上,它们在地面上停留一段讨间后就死去了,这对于吃昆虫的鸟儿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撒药后两个星期内,已死去的和将死的各种类型的昆虫是大量的。很容易想到鸟类在数量上所受到的影响。褐色长尾鲨鸟、燕八哥、野百灵鸟、白头翁和雉实际上部被消灭了。根据生物学家的报告,知更鸟“几乎绝灭了”。在一场细雨过后,可以看到许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鸟就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同样对于其它的鸟类来说,曾经是有益的降雨由于在毒物的邪恶力量作用下,进入了鸟类生活,因而也变成为一种毁灭性的药剂了。曾看到在喷药几天后,在雨水坑里喝过水和洗过澡的鸟儿都无可避免地死去了。活下来的鸟儿都表现出不景气的样子。虽然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鸟窝,有几个鸟蛋,但是没有一只小鸟。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作为鸟儿悲惨命运的象征——这种命运己经征服了一些种类,并且威胁着所有的鸟儿。这个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知更鸟的故事。对于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第一只知更鸟的出现意味着冬天的河流己经解冻。知更鸟的到来做为一项消怠报道在报纸上,并且在吃饭时大家热切相告。随着候鸟的逐渐来临,森林开始绿意葱茏,成千的人们在清晨倾听着知更鸟黎明合唱的第一支曲子。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连鸟儿的返回也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尽管城镇卫生委员坚持认为,这些鸟儿必定是被“一些其他的喷撒药物”杀害的,尽管他们坚持认为随着艾氏剂的施用而引起的喉咙发炎和胸部刺激也一定是由于“其他原因”,但当地卫生部门却收到了川流不息的控诉。一位杰出的底特律内科大夫被请去为四位病人看病,他们在观看飞机撒药时接触了杀虫药,而后一小时就病了。这些病人有着同样的症状:恶心,呕吐,发冷,发烧,异常疲劳,还咳嗽。

  克洛米先生报告说,自从威斯康星州开始喷药以来的几年中报告鸟儿已死和垂死的电话和信件一直与日俱增。这些质问告诉我们在喷过药的地区鸟儿都快要死尽了。

  东部各州的运气好,它们在人工合成杀虫剂发明之前就遭到了甲虫的入侵,它们不仅避免了虫灾,而且采用了对其他生物没有危害的手段控制住了日本甲虫。在东部没有任何地方象底特律和萨尔顿那样撒药。在东部所采用的有效方法包含着发挥自然控制作用,这些自然控制作用具有永久和环境安全的多重优越性。

  当然没有幼鸟出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营巢过程完成之前,一对知更鸟中的一只或者两只就已经死了。但是渥里斯拥有引人注目的记录,这些记录指出了一些更不祥的情况——鸟儿的生殖能力实际上已遭破坏。例如,他记录到“知更鸟和其他鸟类造窝而没有下蛋,其他的蛋也孵不出小鸟来。我们记录到一只知更鸟,它有信心地伏窝21天,但却孵不出小鸟来。而正常的伏窝时间为13天……。我们的分析结果发现在伏窝的鸟儿的睾丸和卵巢中含有高浓度的DDT。”渥里斯于1960年将此情况告诉了国会:“十只雄鸟的睾丸含有百万分之三十-一百零九的DDT,在两只雌鸟的卵巢的卵滤泡中含有百万分之一百五十——二百一十一的DDT。”

  在撒过药粉后的几天时间内,底特律阿托邦学会就开始收到了关于鸟类的呼吁。据阿托邦学会的秘书安·鲍尔斯谈,“人们关心喷药后果的第一个迹象是我在星期天早上接到一个妇女的电话。她报告说当她从教堂回家时,看到了大量已死的和快要死去的鸟。那里是星期四喷的药。她说,在这个区域根本没有了飞着的鸟儿。最后,她在她家后院发现了一只死鸟,邻居也发现了死的田鼠。”那天鲍尔斯先生收到的所有电话都报告说“大量的鸟死了,而看不到活的鸟……一直都在饲养野马的人们说,根本没有鸟儿可养了。”捡起的那些垂死的鸟儿的情况显然是典型的杀虫剂中毒症状:战慄,失去了飞翔能力,瘫痪,惊厥。

  一位目击者说:“鸽子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死去了。”另一位人报告说:“你可以在伦敦市外开车行驶一、二百英里而看不到一只茶隼。”自然保护局的官员们作证:“在本世纪或在我所知道的任何时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相类似的情况,这是发生在这个地区最大的一次对野生物和野鸟的危害。”

  曾经实行此计划的东部各区域现已靠对甲虫的高度自然控制而高枕无忧了。这种细菌能在土壤中存活好多年,因此,这种细菌由于效力的增加和继续被自然作用所传播,它们已按预期目的永久地在这儿站住了脚跟。

  食物的损失也沉重地打击着徘徊在天空的燕子,它们象青鱼奋力捕捉大海中的浮游生物一样地在拼命搜寻空中昆虫。一位威斯康星州的博物学家报告说:“燕子已遭到了严重伤害。每个人都在抱怨着与四、五年前相比现在的燕子太少了。仅在四年之前,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曾满是燕子飞舞,现在我们已难得看到它们了……这可能是由于喷药使昆虫缺少,或使昆虫含毒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述及其他鸟类,这位观察家这样写道:“另外一种明显的损失是鹟。到处都很难看到蝇虎,但是幼小而强壮的普通鹟却再也看不到了。今年春天我看到一个,去年春天也仅看到了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其他捕鸟人也有同样抱怨。我过去曾养了五、六对北美红雀鸟,而现在一只也没有了。鹪鹩、知更鸟、猫声鸟和叫枭每年都在我们花园里筑窝。而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夏天的清晨已没有了鸟儿的歌声。只剩下害鸟、鸽子、燕八哥和英格兰燕子。这是极其悲惨的,使我无法忍受。”

  一种细菌性疾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疾病影响到甲虫科,而日本甲虫就属于此科——金龟子科。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它不侵害其它类型的昆虫,对于蚯蚓、温血动物和植物均无害。这种疾病的孢子存在于土壤中。当孢子被觅食的甲虫幼蛆吞食后,它们就会在幼蛆的血液里惊人地繁殖起来,致使虫蛆变成变态白色,因此俗称为“牛奶病”。

  在蒙特·约翰逊岛上的情况与佛罗里达一样,流行着同样的问题——一些成年鸟栖息在窝里,生下了一些蛋,但却几乎没有幼鸟会出现。要寻找一个原因的话,看来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符合所有的事实,即鸟儿的生殖能力由于某种环境因素而降低,以致于现在每年几乎没有新的幼鸟产生来传种接代了。

  在许多其他村镇所反复采用的这一底特律经验一直是作为一种用化学药物来消灭日本甲虫的手段。在伊利诺斯州的兰岛捡到了几百只死鸟和奄奄一息的鸟儿。从收集鸟儿的人那儿得来的数据表明这里面分之八十的鸣禽已经牺牲。1959年对伊利诺斯州的召里特的三千多英亩土地用七氯进行了处理。根据一个地方运动员俱乐部的报告来看,凡在撒过药的地方的鸟儿“实际上已被消灭光了”。同样也发现大量死去的兔子、麝香鼠、袋鼠和鱼,甚至当地一个学校将收集被杀虫剂毒死的鸟儿作为一项科学活动。

  渥朗斯教授说:“校园对于大多数想在春天找到住处的知更鸟来说,已成了它们的坟地。”然而为什么呢?起初,他怀疑是由于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但是很快就明显地看出了“尽管那些使用杀虫剂的人们保证说他们的喷澈对‘鸟类无害’,但那些知更鸟确实死于杀虫剂中毒,知更鸟表现出人们熟知的失去平衡的症状,紧接着战慄、惊厥以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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