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闽赣建功,罗荣桓传

作者: 云顶娱乐官网下载  发布:2019-07-09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那怎么办?”林彪问。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昆鸡常笑老鹰非。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斥鹌每闻欺大鸟,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国有疑难可问谁?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君今不幸离人世,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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