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看文学创作的风格问题,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09-12

市场的文学是一种机会的文学。市场的伦理是公平,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机会,由于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又使得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写作潜能。所以,一方面,都在说文学正在衰落,正在走向边缘,其实这是从国家文学以及精英文学的角度说的,仔细研究一下,没有哪个时代有今天这么众多的写作者,专业作家、业余作家、职业写手、自由撰稿人,以及庞大的匿名写作者,构成了一个身份各异的写作生物圈,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众神狂欢的时代。利益的诱惑,偶像的刺激,写作中消费的幻象,以及写作对其他职业与行业增加的附加值,使得许多看上去与写作完全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出书”的队伍,以至成为时尚。

  二

市场的文学是一种媒体的文学。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注重信息与传媒。以往,文学的传媒是相对单一的,而如今,报纸、刊物、出版、网络、电视、广播、手机……构成了文学传播庞大的空间,而当文学与市场接轨以后,对传播方式的选择使传媒产生了强烈的竞争,而竞争的原则只有两个,一是利益,二是流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网络能成为后起之秀,不仅在原创,而且在中介、传输上都是位于前列的原因。传媒不仅改变了文学的存在空间,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观念、内容与形式,一些新的文学体裁如网络文学、手机小说等也因不同传媒的特点而应运而生。

  马克思的理论揭示了资本和市场作为外部机制对文学活动的规约。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放弃生存与市场规律对抗,一方面又要形成并坚持写作风格的鲜明个性。在文学活动生产化、市场化之后,在写作成为一种职业之后,写作者面临现实生存与艺术个性的两难境地。在此之前,写作者同时也是贵族、庄园主、神职人员、教师或士大夫、地主、幕僚、塾师,大部分人并不把写作当做唯一的谋生方式。作品的风格在他们来说更多是纯艺术问题,很少与销量、生计相联系。文学史上处理这种两难境地的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种:完全迎合市场的要求制作没有个性的低俗之作,像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靠其他职业谋生或增加收入,在文学方面却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像晚年狄更斯的公开朗诵和惠特曼以新闻和撰稿谋生;对文学抱着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宗教型热情,甘愿穷困潦倒也坚持艺术追求,像川端康成寄人篱下却探索形式技巧的创新;在适应市场的同时也以鲜明的风格赢得了市场,留下千古传诵的佳作,像关汉卿、莎士比亚、萧伯纳的戏剧和冯梦龙、凌濛初、巴尔扎克、契诃夫的小说。毫无疑问,第四种是作家在风格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获得双赢的最佳方式;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风格的三要素之间最合理的结合方式。

市场的文学是一种制造的文学。精英时代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偶然的文学,追求的是个性与差异,是一种不可预见,不可左右的文学。而市场的文学是设计的文学,讲求市场的调研,消费趣味的预判。文学作品不仅是创造出来的,而且是制造出来的,创造与制造,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及形式却相差大相径庭,一个是不可预期的,另一个则是按“图纸”生产的;一个是个人的行为,另一个则可以设计与制作分离,而且是可以多人甚至团队,可以进行订单生产的。由于是制造的文学,它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可以进行品牌创意、商标化处理和规模化批量生产,可以进行商业化包装和时尚与明星化放大。

  在中国古代,影响文学作品风格形成的社会机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体制和文人写作圈的流传评价机制。元代,文学活动开始商业化,市场逐渐成为制约文学写作风格的机制之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从延安时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生活在配给制和薪酬制当中,稿费制一度中断或脱离市场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作家和出版机构被逐步推向市场,中国的当代作家中的一部分人由国家公职人员变为自由职业者和文学生产者,必须面对卖文为生的现实,必须处理收益与风格的关系;中国的当代作家中的另一部分人(大部分人)虽然继续领取国家工资,但他们同样被做“先富起来的人”所鼓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坛和文学市场成为两个性质各异又有重叠的概念;写作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同时活动在这两个社会圈子之中。面对市场与风格问题,中国当代的写作者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中止文学生涯,改弦易辙的迎合市场需求,其鲜明的创作风格成为历史;在体制内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并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在调整中坚持、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凭借原有的读者群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部分作家,能较好地在取悦市场和从事艺术之间取得平衡,写出一些既可读又耐读的作品;还有一部分写作者,从作品第一次走向社会,就被含有商业意图的文学活动打造定制,或者为了生计、为了金钱奋力写作。

摘要: 市场的文学是一种制造的文学。市场的文学是一种机会的文学。市场的文学是一种媒体的文学。

  中国当代的文学写作中,有一部分作家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困惑,努力尝试适合于自己的观察视角与创作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当下的文学写作“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题材类型化、内容程式化、生产批量化,这些不良现象导致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缺乏鲜明的个性风格。研究者大多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写作的市场化,归因于文学的消费娱乐功能。他们认为:鲜明的风格来源于作家对个性和创新的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为生存为金钱写作,往往会放弃个性与创新。市场与个性风格之间似乎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娱乐生活开始在大陆悄然兴起,人们发现了艺术的另一种属性,那就是娱乐与消费功能,一些从前都是神圣的东西竟然可以与我们贴身相亲,带给人们世俗的欢乐。也就在这个时候,言情与武侠小说从香港和台湾传入内地,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亦舒等人的作品虽然不被纯文学界所关注,但是却以惊人的速度被读者们所热捧,从而也拉动了内地同类体裁的创作,但它们确实不主流。促使文学属性改变的真正的强有力的动因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对一切社会关系的看法,它将一切事物都纳入到经济的角度,去重新打量、重新认识,并从经济的层面去重新安排、重新开发。于是,原来似乎与经济不沾边的文学作品也成了商品,文学创作因此而相应地成为生产,文学阅读也因之成为消费,原来文学的诸种关系被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诠释。这个时期的文学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三种文学,是经济的文学、市场的文学与消费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作家的职业与专业突出了,成为生产者,而读者的地位则空前提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就是上帝。这种属性的改变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已经被理论界广为论及,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明显减弱,它日渐游离出传统的文学制度,它与精英文学已势成并列位置,它的生产与流通机制正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它在许多方面解构了传统文学的权力关系,它以它的类型化创作正在对统一的文学阅读人口进行市场化的瓜分,而资本也开始进入……但因为它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文学,所以,许多特性、行为与影响还没有定型,还没有显露出来。比如,除了上述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的以外,以下几点是不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文化文学传统和时代精神影响作家写作风格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是生活教育的自然习染。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对作家而言就像水对鱼、空气与人的关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的创作风格都要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们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和教育学习,作为作家观察、感受、思考的对象进入作品的题材内容,以作家观察、感受、思考、写作方法的方式转变为他们的文学能力。它们虽然外在于作家,但是却内化为作家的素质,成为作家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对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一种建构式的参与,而非异己式的规定。一是社会体制的外在规约。它以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律的方式对作家的写作风格提出强制性要求。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以文人创作为主,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风格的时代趋向与个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之后,文人身份分化为体制内的士大夫与体制外的个体,这种情形导致了同一作家在不同体裁作品中的不同风格。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政治成为影响和判别文学风格的主要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一精神为当代作家正确处理市场与风格、金钱与风格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应该以具有鲜明思想风格、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赢得市场,努力追求艺术、经济、社会效益的共同成功;而不是被市场所左右,以丧失思想水准、个性风格和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收益。

  一

本文由云顶娱乐官网下载发布于云顶娱乐app,转载请注明出处:从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看文学创作的风格问题,

关键词: 云顶娱乐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