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顶娱乐app: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举行,文学呼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09-03

当下中国,尽管我们一如既往地重视且坚守文学的载道传统,但文学的边缘化仍是不争之事实。虽然作家们依旧固守着文学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文学能够激励人们去追求自由、美好和尊严,坚信文学能唤醒人们对个性发展和人道行为的渴望,但文学日渐式微的现状依然堪忧。

文学与思想:精神和远见的追求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每一次新的飞跃都是由思想革命作为先导的。只有人的观念的进步,才会有社会的前进。古今中外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种文明的衰落,归根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所以应该看到,在今天飞速发展的物质社会中,如果缺失了人文精神,也就必然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次,在关于“禁忌”的理解上,索因卡解释道,他所讲述的并不是古代的一些风俗的禁忌,而是现代社会中被发明出来以限制世界的教条。提到宗教,他认为其阻碍了人类想象力,尤其是在犹太基督教中“除我之外不能有其他神”和“不许吃禁果”的论述,建立了一种不容挑战的“禁忌”。索因卡把这些“禁忌”的发明者称为“社会上的思想警察”,并指出他们抱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的,对正统产生了挑战,对人类本身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既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又虔诚地尊重历史的沉淀?既能被大众喜爱,又能坚守文学的精神?当今社会,“市场”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吗?而在时下的读者中,雅俗真的能共享吗?总之,在飞速发展的物质生活中,是否应谨防让经济成为支配心灵的力量,由市场来决定人们精神价值的取向呢?因而,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文学更需要呼唤人文精神。

最后,张悦然还谈及了文学语言的变迁。她认为,随着标准化书面语言的普及,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方言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里。年轻作家更热衷于日本翻译体的语言,这种语言固然规范、优雅,但却会使汉语失掉原本的活力,甚至会有“同质化”的危险。

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塔科夫斯基说过:今天的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所期冀的未来已经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它的将来会怎样,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做。

其次,他悲观地感叹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的先天贫乏。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孕育于大陆的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自闭性,拒绝陌生和冒险,致使其在19世纪后被外强欺辱。1904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失败者俄国割去的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屈辱让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缺少的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先进的思想!“但是中国文学又的确不缺乏思想,我们的文学界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到鲁迅塑造的三个典型人物:欺软怕硬和善于精神胜利的阿Q、勤劳善良却蒙昧啰嗦的母亲祥林嫂、又穷又酸毫无思想的知识分子孔乙己。  刘震云说:“中国当代同样不缺乏具有思想的作家”,他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但是莫言并不是唯一有资格的获奖者,因为这涉及到顾彬先生先前谈到的翻译问题。就目前而言,汉语还是一个弱小的语种,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汉语以外的世界,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如果用汉语来评选,中国目前至少有十个作家可以与莫言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都算的上是有思想的作家。”

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网络、影视传媒等“泛文化”的冲击。“泛文化”少有人文精神的深层关照,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迎合”,这种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它们适应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同样的挑战也来自“市场化”的冲击。那些被市场“看好”并畅销的作品,有的也许已经悄然丧失了文学的品格。而一些具有深邃内涵和艺术追求的作品,却被“市场”无情地拒之门外。文学的进步当然不能凭靠这样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浮躁功利的、追名逐利的作品来实现。

“事实上,我并不是拥有这种书写风格的唯一一人。”朱莉亚·李为我们介绍了其他将小说写作与电影表现艺术结合起来的作品。例如雷厄姆·格林的《第三人》既是小说,同时又被改编成了电影,而其小说文本也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它在形式上像是一个剧本,而在历史设定、问题与回答上则仍然具有小说的鲜明特征。”

总之,任何的创造性都来自于对自身传统的扬弃,并由此发现并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我喜欢使用形式这个概念,觉得形式有时候就是意义。因为在形式中总是可以找到创新的手段,新的形式也必然会带来新的内容。形式是一种微妙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用搭积木来形容我所理解的形式概念。文字或语言有时候就像积木,拼接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搭法会形成不同的物体,而形式的意义就隐藏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拼接方式中。这便是形式为什么总是吸引我,因为你将有可能在拼接中创造奇迹。

接下来,张悦然谈到了年轻作家的小说中背景迁移的现象。她指出,八零后作家在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反映他们童年乡村生活的文本创作越来越少,甚至消失殆尽,“乡村经验遭受了强势城市生活的冲击,中国作家一直以来的乡野情愫被无情割断”。同时,张悦然也谈到大城市中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日益趋同且越加模糊的面目,这使年轻作家笔下的城市生活失去了生命力。“年轻作家如何沉入城市生活的深处,寻求中国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我想这是年轻作家应当思考的。”

最后,我再度引用塔科夫斯基的话作为结束: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的时代。我们中间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是一个一贯负责任的人。其中原因很多,例如:没有理想,或沉浸于物质享受。为此,必须唤醒人的自尊感。必须表现,当一个人诚实做事的时候,他是美丽的,而他的命运也应该是向前发展的。(作者单位:天津市作家协会)

文学与世界:自由和个性的挖掘

目前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有人视这种多元为文学的主流,于是大量作家、作品被淹没在多元的漫无边际中。多元固然是一种趋势,但就整个文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多元的状态似乎并不能让我们盲目地乐观起来,而误认为这就是文学的进步。因为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次文学的进步都是以里程碑为标志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斑斓多彩的新时期文学,还有歌德和席勒一道发起的“狂飙运动”。而法国文学的先锋姿态,也是以“新小说运动”为标志的。而且这种文学大都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在伍尔芙那里,就有布卢姆斯伯里这个思想开放的小团体。而代表着二战后精神困境的“存在主义”,也是萨特、波伏瓦和加缪共同的杰作。在“新小说”的旗帜下,会聚了罗布·戈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一大批精于探索的作家。他们大都以怀疑的精神挑战传统,且彼此吸引,相互激发,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在多元所导致的各自为政中,我们似乎只看到了文学的激情,却难见文学的进步。因此多元和进步应该是两个概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寻找新的写作方式,为什么要努力坚守文学应有的品格。

第一个发表演讲的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他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为自由、为信仰不懈奋斗的作家,在现场分享了他关于文学的“自由”和“禁忌”的思考。

回望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次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崛起,都离不开精英之士的提倡和引导。孔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上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胡适等文化精英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影响至今,以至于奠定了今天汉语言的格局。而梁启超关于创建民族新文化的设想,让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他认为实现民族自救的根本是:培养具有合群的公德意识、严于律己的私德观念、刚毅有为的冒险进取精神,具备国家理想,勇于争取权利,积极履行义务,追求自由,善于自制,具备独立和自制能力的新型国民。而养成“新民”的途径,就在于创建会通中西文化优秀基质的民族新文化。世界文化史中也不乏这类引领文明进程的思想家。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就曾左右了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而“二战”后以萨特为核心的精英分子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战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社会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离不开思想的奠基,离不开高层次的精神产品来引导社会文明的进步。

与朱莉亚·李对话的是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张悦然。她同样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阐发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八零后作家与中间代作家被出版界明确地界定出来,以区别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张悦然说,“在我看来,这种不同只是因为前辈作家在其所擅长的题材上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我们只能用这种题材的不同来慰藉和鼓励自己。”在她看来,年轻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这种不同只是年轻作家在沿袭前辈的道路上所探寻的微小突破。

对我自己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总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探索的姿态写作。多年来我一直把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视为楷模。因为她就是那个用思想、智慧以及美丽的语言写作的女人。她既是充满了思辨色彩的理论家,又是洋溢着感性与激情的小说家。她喜欢将小说更多地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因为只有保持住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探讨人性。她希望小说里能有诗一般的意象,于是在描述中尝试着,让语言变得比故事更重要。她用毕生的时间和热诚对文学进行深邃的探索,探索的方式便是不断地进行小说的实验。没有她那个时代对文学的思考和创新,也就不会有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意识流”。另一位给予我深刻影响的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戈达尔,他创造了法国电影的崭新样式。在《芳名卡门》中,电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单线条故事,而是由无穷意象组成的近乎支离破碎的篇章,完全没有关系的画面交替出现,又相互消解。导演本人以病态的方式频频介入。一些人在抢银行,一些人事不关己地演奏贝多芬的四重奏,音乐中不时涌来清晨或黄昏的海浪。没有前因后果,人物之间没有关系,甚至画面的呈现也是无序的。抛开戈达尔所要表现的思想不说,单单是这种蒙太奇的拼接就非常有意思。故事就这样在拼接时消亡了,而拼接本身却产生了革命性意义。

文学家与思想家一样,面临着许多终极的哲学思考。来自美国的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与中国作家刘震云就“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做了主题发言。

今天的文学和现代科技一样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一条捷径。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大量使用的文学概念及词汇,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其实都是国外文学精英在漫长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融合之广泛深刻,但这不仅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同时也警醒我们继承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及自主创新的紧迫感。我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作品中应当永远充满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能重复他人,也不能重复自己。所以文学是一种充满了革命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的作品必然是缺乏生命力的。

文学与我们:形式和语言的探索

摘要: 当下中国,尽管我们一如既往地重视且坚守文学的载道传统,但文学的边缘化仍是不争之事实。虽然作家们依旧固守着文学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文学能够激励人们去追求自由、美好和尊严,坚信文学能唤醒人们对个性发展和人道 ...

最后,索因卡重审了“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他认为,“我思”在根本上是一种遐想和臆断,是一种没有限制的思考,是人栖居的理想之地,也是人对权力、宗教和世俗的挑战。“挑战”就是一种“创造”,因此,索因卡呼吁:“让我们去想想那些对现实的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我创造故我在。”

首先,他批判了“反对心智者”。他认为,创造性本身一直是面向于不同的领域,是开放的。正因如此,让反对心智的人感到自身的安全性、稳定性受到了威胁。因为对于这群人而言,心智完全是通过限制获得的,尤其是在非物质性的领域,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的根基的想象力”。他们寄托于教条的操纵来放置他们已经过时的、古老的理念,通过洗脑来限制人们的想象力,通过诱惑给人类描述了一个虚假的形象世界。对这些“不能容忍的、发明禁忌的操纵者”,索因卡认为:“实际上是一种神权的和世俗的政治的结合,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为了追求对心智的操纵,他们发明“禁忌”以占领人类想象力的空间。

朱莉亚·李介绍到,她在不同时期写出的作品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她的前两篇小说《猎人》、《不安》即在书写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不安》在风格上既不像一个剧本,也不像一个小说。事实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不同的认识,一个作家从一个小说到另一个小说,其写作经验也很不一样。”接下来朱莉亚·李谈到她的第三部作品,她认为该作品在形式上更类似于戏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家并不会以一种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到作品中去,而是以一种外在的立场来描绘主人公的行为与姿态。”朱莉亚·李认为这部作品在她的写作经历中有着分水岭的意义,她的作品从此开始带有电影“纯粹外在书写”的色彩。同时她表示,这种“外在书写”风格的形成,事实上也意味着对自己的书写方式所造成的约束。

首先,他坚定地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从某个角度思考的只是某个领域;而作家用情感思考的却是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整体。“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证明,如果文学是一幢大厦,思想之于文学,就像大厦的地基一样重要。没有强大和独特的思想支撑,‘大厦’就淤塞和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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