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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09-03

摘要: 商业化和娱乐化:儿童文学难逃的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文学随着外部场域的变化而发生了内部的重组。就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其外部环境不仅仅是社会的,而且还包括文学的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创作的外部力量,不但来自社会整个文化环境,而且整个文坛也是促进或影响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比如整个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或者整个文学体制和文学教育制度,或者图书出版体制等等,都会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种种影响。就儿童文学的创作讲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儿童文学格局的变化;二是关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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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新格局

2016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注定要在文学史书写上重要一笔。这一年,中国儿童文学真正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一年,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与批评等方面唱响多声部;这一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仍然在深化自己的思考……在即将挥别2016年时,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也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自身创作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做出回顾和展望。

新世纪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事实上从创作格局来说,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实力团队纷争和实力作家竞技的状态。

“国际安徒生奖”和曹文轩

艺术理念的代际分化

相信很多儿童文学人会对2016年4月4日那一晚记忆犹新。从博洛尼亚童书展传来消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了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首次获得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儿童文学大奖。这一消息让“国际安徒生奖”和“曹文轩”成为2016年中国儿童文学最值得书写的两个关键词。

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格局变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方面。从创作年龄上来说,儿童文学也好,整个文坛也好,都有出现老、中、青的自然交替。但今天的儿童文学老、中、青几代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和差异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变得越来越大。上个世纪8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秉承的艺术理念,所坚守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与上个世纪9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追求的艺术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而新世纪出道这批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更是全新的,和前两代人有着更大的距离。比如,与市场的自然接轨,对“畅销”概念的认可,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很少主动思考过的,甚至是非常忌讳和拒绝的。但今天的作家则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所以,今天儿童文学创作,如果按照过去的说法,创作的主体性似乎在迷失。但市场仅仅是“陷阱”吗?“娱乐化”追求和“时尚化”追求完全是艺术上的投降,或媚俗的艺术委身吗?在整个社会存在娱乐化倾向的情境里,“文学娱乐化”是作家难以逃脱的宿命,事实上,商业化就意味着要追求大众性。没有大众性,就谈不上商业化,就谈不上产业效益。所以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追求市场效益,创作越来越商业化和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会给予文学作品问世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高洪波、海飞等认为,曹文轩的获奖象征着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文化自信的倡导具有实质性的意蕴,对提升社会各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非常必要和及时。同时,促进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互动和交流,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新的发展和繁荣。高洪波还强调,“曹文轩用一系列作品和言论得体地回应了这一奖项,他的创作与理论为安徒生奖增色许多,毕竟中国有三亿多少年儿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作家都不容忽视的读者群体”。

云顶娱乐app ,创作的地理性重组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这是一个让人等待了许久的消息,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多少感到一点意外惊喜的消息”。学者方卫平说,从30年前严文井、陈伯吹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开始,中国儿童文学人就开始了与国际安徒生奖逐渐走近的过程,多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画家先后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奖,但一直与最终奖项擦肩而过。方卫平还记得10年前,第30届IBBY世界大会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会议期间,时任与侯任的两位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与我国一些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座谈,当时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希望了解的许多问题,今天看来还只是关于这一奖项的一些常识。去年,在第一届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与编辑研修班讲课时,方卫平也曾被学员问及中国作家何时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就连今年初获悉进入了评奖最后五人小名单的曹文轩本人,当时也低调地表示,他对20%的概率不作想象。方卫平认为,曹文轩的获奖,对于其本人,对于国际安徒生奖和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当然都是一桩很有意味的事情。它不仅是最高荣誉,也是一次机遇:一次思考儿童文学现状、观念,思考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之关系,思考儿童文学未来走向的机遇。把握这样一次机遇,可能是曹文轩获奖留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个课题。

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儿童文学的主力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和南京等,因为那个时候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区性文化因素。比如,北京、上海之所以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镇,云集了诸多的儿童文学力量,与这些城市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和少儿出版社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城市曾经出现过创作、编辑、出版互动的良好局面。然而今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媒介把作家们召唤在一起了,大家在QQ上互相交流,在博客上宣传自己、推介自己,甚至很直白地推销自己;有的作家还建立自己的儿童文学网站,使之成为集自我推销和与出版社编辑、报刊编辑双向交流为一体的媒介。于是,过去这些中心城市所形成的儿童文学内在的向心力没有了,儿童文学创作除了辽宁有赵郁秀、安徽有刘先平这样少数有威望的作家还在极力组合队伍,形成良好团队,大部分省市的作家完全是个体性写作。近年来新生的儿童文学作家散布各地,整个儿童文学似乎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今天儿童文学缺少力量,缺少对整体文化的冲击力。

与世界对话

权威的弱化

作家汤素兰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是“与世界对话”——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和世界对话,而世界也开始倾听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将近半个多世纪来,儿童文学一直生长在一个不断产生“权威”的圈子里,过去文学批评所常用的“一代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代权威作家”。比如,我们一提到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就会说到张天翼、严文井、金近、陈伯吹等。一说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作家,就会列出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等。今天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越来越多了,但权威性在消失。网络媒介和文化体制也强化了作家创作的个体化劳动的特点,因此要作家们去遵循一个权威的指导是很难的。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机构因为在经济利益上和作家缺少直接的联系,而且在作家走上市场和读者方面也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很难发挥其主导地位。

汤素兰是第一时间在现场见证了曹文轩的获奖。她回忆说,10年前也就是2006年,自己首次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童书淹没在整个书展中,显得灰头土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10年后,整个展厅最中心的位置建有中国馆,来参观与洽谈的人络绎不绝。中国出版人、作家在展馆里做的活动,也会吸引各国的参展商与读者驻足。汤素兰也在今年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为自己的8本图画书的英文版举办了首发式,并且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同时,在今年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中国有多家出版社和多位作家做了全球版权推介活动,有的出版社还邀请世界著名的作家、画家、出版人与中国作家、画家、出版人对话,这一切在10年前是不能想象的。她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与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少儿出版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伊始,中国作家一直在努力探寻、开拓自己的儿童文学之路。但100年来,获得国际认可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多,被世界各国儿童广泛阅读的作品更少。而曹文轩的获奖表明,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开始汇入到世界儿童文学之河,世界儿童文学也因此将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理论批评家来说,如果没有全新的话语,不能有效地与作家形成互动与对话,不但成不了理论批评圈里的名家,在作家们眼里更不可能成为权威。而且今天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创作的,是很难脱离参加新书发布会之类的儿童文学推介性角色的。现在有的人不去做儿童文学专业的理论批评而去做商业性阅读推广,其实就是认识到了理论批评权威性的丧失而自动放弃批评工作的。

“图画书”和“原创”

儿童文学的艺术重审

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列出的关键词中,“图画书”“原创”和“原创图画书”位居前列。正如高洪波所说,“图画书以迅猛发展的出版势头成为今年的重要话题”。

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格局变化,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新的思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姿态和作家的文化位置等问题。

海飞告诉记者,2016年,中国的原创图画书井喷式发展,成为最大亮点。年产4000种,其中原创2000种。中国有了自己的图画书研究中心、自己的图画书排行榜、自己的图画书大奖“中国原创图画书时代奖”,并有多种绘本在国际上获奖。高洪波认为,这种“标准小儿科读物”傲然又自然地进入无数社区、无数家庭以及无数实体和网上书店,成为小孩子与大作品的阅读标本,这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达的特殊标识,也是小康社会的中国符号。色彩缤纷与文字讲究的优秀图画书是小孩子童年回忆的可贵资源和快乐的记忆平台,他希望图画书的出版势头能保质保量地发展。

儿童文学的价值,包含:一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状态的呈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成年人世界了解儿童世界的窗口。二是对成人生命与生活的基本状态的适当表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儿童了解成年人世界的窗口,儿童文学不但可以写儿童,还可以讲述成年人生活。三是比如爱,比如合作,比如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等人类的基本情感。四是成人的文化期待,包括成人作为父母亲角色对儿童的呵护与关爱,以及父母亲对儿童的教育意愿和成长要求。五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六是对母语意识的培养。儿童文学是人之初文学,“人之初”这三个字,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应该是很慎重的文字,应该值得我们不仅在文字上有美的修辞,而且要在主题和内涵上进行母语文化的提炼和选择。

作家秦文君认为,优秀的图画书不但是文和图的有机交融,还能升华出灿烂的美感,讲述故事和道义,富有创意、个性和优美的艺术欣赏空间。对孩子来讲,美是没有极限的。每个孩子在成长最初都对美有种敏感性,对美饱含热情和天真的兴趣。对天性之美的保护也是童书的大使命。秦文君认为引进优秀的图画书版权是非常明智的,但也应该看到,图画书市场的热度以及广受关注,使得有些出版机构不假思索就把国外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图画书也引进了。其实很多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审视姿态一直很强势,引进版权都是有严格比例的。不一定是别人的东西不好,而是他们更重视本土文化。她很高兴看到,有一批作家、评论家、学者纷纷加入原创图画书的文本创作,有才华的本土画家也不断涌现。原创图画书《我要飞》《会说话的手》《好像》《不要和青蛙跳绳》等的出版也表明: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在路上,任重道远。

这几年,儿童文学界一些人争论过作家的姿态是要调低,还是要调高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很高,一些人是怀着教育情怀来写作的,还有的是怀着培育社会新人的理想来写作的,还有些是标榜为怀着启蒙主义的理念来写作。比如,曹文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艺术命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儿童文学创作放在一个很高的文化位置上来定位的。但今天也有一大批作家不再以此为创作的宗旨,比如有作家认为儿童文学要追求快乐,要变成开心的文字,还有的作家强调“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儿童文学要与儿童在同一平行线上”。很显然,后者是一种姿态的调低。但这两种创作是否可以调适,是否可以折衷?事实上儿童文学需要的是形成一个儿童与成人之间互动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看,应是“对话的诗学”,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话,是成长的生命与成熟的生命的对话。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对话的姿态,如果高高在上,作家的主体性角色还是教育者,还是教师,还是领导,还是家长,都会导致儿童文学成为教育主义的牺牲品,就会变为成人文化观念的传声筒,甚至可能完全变成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者。

说到2016年儿童文学,刘绪源首先想到的是“原创”二字。他认为,这明显地体现在儿童图画书上,原先只关注引进的许多出版单位,现在纷纷关注起原创来,原创图画书不仅数量惊人,质量也有较大提高,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已开始出现。除了图画书,桥梁书、低幼书和儿童文学的中长篇,都在2016年有明显的发展。因为曹文轩获奖,大家对于原创作品的自信也大增,“中国的原创并不低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文学”这一观点也开始被许多人所接受。对此,刘绪源却不无担忧:“我近来时时想到鲁迅的一些重要论述。为什么鲁迅说‘翻译比创作更重要’?为什么他说那时中国作家如获诺奖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学?他这话只适用于那时而今则全部过时了吗?我不这样认为。至少,现在仍须学习、引进世界一流的文学,原创也仍须大大提高——这里有巨大的提高空间。在原创大发展的今天,让我们多想想如何让这原创达到更高的水平吧。”

其实,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朱自强提出的“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只管埋头写作,还停留在书斋式的表达里。其实儿童文学还可以参与到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活动中来,在社区、学校和幼儿园等开展早期阅读和童年阅读指导活动。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在“儿童阅读文化”建设方面发生正向的作用,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其文化价值确认的机会。

某次图画书评奖中,数十本入选的书中只有一本平装本,这让汤素兰不禁发问,图画书一定要是精装的、高大上的吗?为了更好还原图画的色彩,体现图画书的美术价值,越好的纸张、越精美的印制,越能呈现图画书的美,但自然带来高昂的定价。汤素兰说,当图画书越来越高档精美时,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普通的孩子也应该有资格读一读优美的图画书呢?同时,汤素兰认为,在图画书的创作过程中,美术作者极其重要。文字是时间性的,图画却是空间性的。在文字达不到的地方,需要图画去补充,在文字已经表达的地方,需要图画去丰富与再创造。如果我们要创造中国的图画书时代,更需要调动画家们的创造力。

“黄金时代”与“含金量”

11月11日,本报发表《“黄金十年”究竟有多少含金量?》的文章,对近来儿童文学出版界的“热词”之一——“黄金十年”(或曰“黄金时代”)做了概念的厘清和现象的反思。“黄金时代”和“含金量”也成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家2016年儿童文学的重要关键词。

作家萧萍认为,或许“黄金时代”这个词汇本身就包含了“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之意——最繁荣的、同时也是最功利的——以至于在这金灿灿打底的岁月中间,有童书出版人曾经毫不避讳地揶揄“自己整天在忙着抢钱”。二孩时代,家庭亲子阅读话题的方兴未艾,全社会对儿童文学的空前重视和热情,这一切为这个大市场奠定了喧哗的基础,这自然是不可多得的黄金土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生产出配得上这个土壤的文学作品呢?萧萍说,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出版社以及阅读推广机构,其热情与助推力是重要的,反省和思忖更是关键,而最最核心的,恐怕是修炼内心——修炼写作,修炼爱、定力以及朝向未来的责任感。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耐得住寂寞,沉淀得了光阴,有金黄质地和博大胸怀,那么我们的中国故事就会吸引全世界孩子的注视和倾听,或许这才是“黄金”的真正含义。

批评与创作一直是文学的双翼。汤素兰欣喜地看到了儿童文学界对“黄金十年”的反思甚至质疑,对真诚理性的儿童文学批评的倡导与呼唤。她相信,通过作家的艺术自律和批评家们的引导推动,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在量的增长的同时,一定会有质的提升。

“也许因为2016是童书出版第二个‘黄金十年’的第五年,对于‘金’的理解,时时刺激人心。”刘绪源将关键词定位为“含金量”,他认为《文艺报》对于“黄金十年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的讨论,更强化了这种感觉。对于含金量,刘绪源认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真金白银,即靠童书赚了多少钱,这比较好算。赚钱并不是坏事,因为童书的印数就是这样上去的,童书出版产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如果认为金钱就是一切,那就很可怕了。至少文学性、艺术质量、审美含量这些都不是金钱所能取代的,这方面的含金量同样不可忽略。2016年,许多作家看到了文学质量的重要,正努力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新的境界,出版社和上级主管部门也加强了这方面的意识,这都是与过去很不一样的喜人现象,这也是”含金量“一词引起了人们新思考的原因。

“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

10月28日至29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办的“儿童文学的潮流——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举行,近30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席。作为参会的惟一一位“80后”作家,陈诗哥认为,此次会议与30年前的新潮儿童文学庐山会议有着精神血脉上的承接和延续。30年前,庐山会议在一个急需拨乱反正的语境中召开,会议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与此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切割与疏离,回归到艺术的正道。因此,前辈作家摧枯拉朽,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此次会上,前辈作家们回忆他们之间的故事与情谊,对陈诗哥来说是一种深深的滋养;更让他受触动的是前辈作家对人生和思想的关注。譬如,曹文轩对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的诠释,并实践到写作中,创作跟理论的互动形成合力;又如殷健灵评论金波的文章《学不来的“淡”与“静”》中,读者不仅见到了金波,还看到了殷健灵。陈诗哥认为,这样的写作其实是人生的一种修炼。“这样的关注,我觉得在年轻作家中是不够的。我们对理论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更多是依靠天赋和经验来写作的。当然,这样我们也会写出很多好作品,甚至是天籁一般的作品。但是,这样的写作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久?会不会重复自己?从另一方面说,如何运用足够的手段与技巧来化解思想的硬块,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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