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资源信息,长篇小说呼唤现实主义精神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08-27

云顶娱乐app ,摘要: □主持人:崔立秋□特邀嘉宾:郭艳封秋昌郭宝亮李建周作家如何面对“当下”创作困境□主持人:崔立秋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但是当下生活的复杂性、琐碎性、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先锋作家,甚至 ...□主持人:崔立秋□特邀嘉宾:郭艳封秋昌郭宝亮李建周作家如何面对“当下”创作困境□主持人:崔立秋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但是当下生活的复杂性、琐碎性、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先锋作家,甚至现实主义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逃避当下的写作策略。作家如何处理当下复杂的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写作的一个难题。今天,我们特邀了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个话题谈谈各自的看法。前不久,刚刚推出长篇小说《极花》的作家贾平凹在武汉作了一场讲座,题目是《写出个人和时代命运的交契之处,才是好故事》。他说:“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清楚,但是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保持敏感度,这样小说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有了张力,与现实社会就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小说不会差到哪里去。”书写当下的小说确实有难度,比如批评界对余华《第七天》、贾平凹《带灯》和莫言《蛙》等直面当下社会问题的小说褒贬不一,有人甚至批评《第七天》是由各种新闻事件拼接而成,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客观地说,虽然这些作品不一定是作家最好的作品,但是因为它们写出了“个人和时代命运的交契之处”,这样的小说就像贾平凹所说“不会差到哪里去”。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辞认为,他“用魔幻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结合在一起”。莫言小说中的“当下”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当下”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经过变形或者异化了的“当下”。莫言说:“关于现实主义,我认为其实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只是它的某些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不能一提到现实主义,就是巴尔扎克,就是托尔斯泰,不能把与他们的小说形态不一样的作品和作家排除在现实主义之外。你能说卡夫卡的作品不现实吗?能说普鲁斯特的作品不现实吗?能说乔伊斯的作品不现实吗?能说福克纳的作品不现实吗?能说马尔克斯的小说不现实吗?”其实,莫言的很多小说都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有一些就是他根据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新闻改编而成。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源起于苍山县蒜薹事件,当年是一个引起了全国轰动的事件,莫言在《大众日报》上读到了这则不足800字的新闻,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出了这部关于愤怒的蒜薹的小说。小说《红蝗》也是莫言看到《文汇报》上一条不足300字的消息后,联想到五十年前高密东北乡发生的重大蝗灾而写成的。前两天,作家迟子建谈到作家要关注当下问题,认为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把社会的脓包挑开。她说,虽然这个过程会流出恶臭,作家本人也会心力交瘁,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能够让时代的人物懂得赎罪,让人物能够有自我发现。她还列举了《包法利夫人》和《复活》等世界经典名著都有原型的例子,来说明作家既不要丢弃审美,也不要刻意营造世外桃源,要努力营造文学意义上的大千世界。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演讲录《一部小说的故事》中指出,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都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个人要想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就必须要使用他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素材和经历。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综合。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有勇气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面对书写当下的难题时绕道而行,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作家,不能回避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如果小说死死地盯着社会问题不放,那就偏离了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文学还是人学,作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写人,写出大的时代背影下处于生活漩涡中的人和人性,“以及人类试图摆脱各种欲望控制的艰难挣扎”。重塑和“当下”对应的新叙事形态□郭艳小说书写当下的难度一直都存在,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在现时代,这个问题随着社会高速发展而日益凸显。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即讯息,这带来现代社会碎片化的文化形态,我们的社会日渐被一种娱乐化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左右。高速的同质化的生存让现代生活本身乏善可陈,一如欧美国家文学写作者所遭遇历史终结之后的困惑。然而,历史远未终结,随着文化冲突的日益凸显,历史在新的丰富性上得以延续。但是,这种新的历史丰富性似乎和已经安于社会日常生存的普通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往往成为他们眼中“远方的故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杂糅一体,让个体人无法认知自身的处境;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没有一个恒定的坐标系,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众声喧哗和不得要领;当启蒙叙事还远未完成的时候,比如生存艰难与人性尊严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早已坐着“欲望号列车”行进在娱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享乐之中;当批判现实主义衰微,尚未建立起一整套现代社会的伦理、文化和审美尺度的时候,所谓的现代都市生活依然流行着诸多法则,身体进城和精神的乡土意识并行不悖;在文学和文化中,我们则用现代主义的荒诞来解构式微乡土的贫穷苦难,用消费主义的自私功利去解构古典美学的崇高、优美和庄严。中国当下现实的复杂性远非历史终结的单一,而是在日常生活渐渐趋同的过程中,当下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地膨胀、变形。从文学内部来说,传播媒体的多元互生,让文学成为最具原创性的文本,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原创的难度。中国白话文学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写作实践之后,当下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写作活跃期。尤其是在网络媒体时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日渐普及的现代教育,大众娱乐水准的写作不再为作家专有,现代白话文学开始成为平民大众都可以操作的一种写作方式。现代文化普及之后带来的大众化倾向,一方面表明时代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平庸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作家也在平面化的生存实践中日益消沉,其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份遭到质疑,作家其实更多地成为一种职业,写作上的无创新也隐含着一种才华上的平庸。当下写作的难度在于作家难以超越平庸化,以至于虽然现代白话文写作繁盛,然而经典稀缺。写作不是为了进入文学史,但是文学作为目前依然重要的人类精神黏合剂,其标志是散落在人类社会各个文明阶段的文学经典。在经典意识的支撑下,应对“小说书写当下难度”的路径其实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可能性”。在一个新的叙事时代,小说可能会产生怎样异质性的经验表达,可能会产生哪种新型的文本叙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变动的,随着历史中文学自身所处位置的变动而变动,而“文学”的定义和本质从来都是流水不腐的。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红楼梦》对于曹雪芹来说,他的书写也是当下的,这种在历史行进中的当下书写,恰恰因为曹雪芹赋予“重塑的当下”以极其鲜明的文学性,从而以艺术的真实性穿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当下全球资本来势汹汹,逐渐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资本”裹挟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多元叠加的状态,社会整体性经验和情感心理结构则表现为无中心、碎片化、无历史感。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依然可以找到和中国当下现实生存相对应的叙事形态和文本形式,并赋予“当下”以真正的“文学性”。在熟悉生活理解时代上下真功夫□封秋昌别林斯基说,作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强调的是作家与自己时代的血肉关系,及其对时代所承担的责任。许多人认为,当下小说写作存在“难度”。但是,对于“难度”是什么,它因何而来,又如何解决,却又众说纷纭。其实对于当今的中国作家来说,不能真正地熟悉现实生活,不能真正地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倘若这一问题不能引起作家们的高度注意,所谓写作的“难度”,就会永远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许多作家受文学的“非本质化”和“文学就是文学”等观念的影响,至今在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偏见。文学的确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文学又不能因此而被“提纯”。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世情”何以会变化?实则为政治、经济的变化使然。作家要想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把握它区别于其他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它千姿百态的外在表象,必须要全方位地熟悉生活,既要有宏观的把握,又要对生活的角角落落有精细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而熟悉生活的核心是熟悉人。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已经引起许多作家的重视。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首先要认识到所谓“真正地”熟悉生活,并非只是到生活中走走转转就唾手可得,而是有相当的难度。这难度就在于,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信息化时代,你若想理解中国,也必须了解世界,这无疑增加了作家认识生活的难度。因此,要想透过现象把握其实质,看透处于复杂环境中的“人心”,若无相应的知识和敏锐、深刻的艺术洞察力和感受力,就只能看到种种现象,而不能看到现象背后的东西,也就难有艺术的概括力。其次,深入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重要的是要“心入”,要舍得下真功夫,不要做生活的旁观者和看客。在这方面,前辈作家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共同点就是深入生活要有长期性。柳青在陕西皇甫村生活了14年;赵树理说“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他的经验是在生活中要“找事做”,在与群众共事中熟悉人、了解人;周立波则提醒我们,“有些作者在生活里,实际上没有生活”,因此要熟悉一个人,最好和他“并肩战斗”。在新时期的作家中,英年早逝的路遥在深入生活上,可说是下真功夫的典范。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用了6年时间,而准备工作则用去了3年多。这3年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在重新熟悉生活上下真功夫的过程。其一,读书,包括中外长篇小说百余部及政治、哲学、经济、历史等书籍。《平凡的世界》描写1975到1985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为此,路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逐页逐字地阅读这十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一份省报的合订本,并作了摘录。路遥将此称为“室内准备工作”。其二,室外的准备工作,就是“深入生活”。他深入生活的方式,不是“蹲在一地”,而是提着装满书籍和资料的箱子“在生活中奔波”,有些曾经熟悉的生活还要“重新到位”。而对作品涉及的特定环境,比如农作物、飞禽走兽、民风民俗等,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原因就在于路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城乡的变革与时代风貌,这是他在熟悉生活上下真功夫得到的回报。那么,非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否也要在熟悉生活上下这样的真功夫呢?当然需要。超验的、荒诞的、变形的作品,不过是以非现实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罢了,它突出的不是具象的真实,而是精神特征的真实。作品所要表现的内核,依然是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而不是作家的凭空编造。艺术想象和毫无根据的编造不可混为一谈。小说书写“当下”何以成了问题□郭宝亮(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当下”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文学书写“当下”本是应有之义,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小说书写当下的难度”“文学如何面对现实”等话题不断被人提起,说明文学书写“当下”的迫切与焦虑。那么书写“当下”何以成了问题呢?我觉得,除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太复杂之外,是否还应该从作家自身找找原因呢?我们的作家是否真的了解“当下”,熟悉“当下”?众所周知,我们今天的“当下”和以往任何时候的“当下”都绝然不同。市场经济里的社会,作家作为昔日的精英——人文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了。被边缘化了的作家,成了名人之后,便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进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有的到了文化部门,功成名就,享受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从而缓和了同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他们的写作不是生命体验的喷发,而是为写而写,为证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写,这只能是一种惯性写作。职业化的惯性写作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和隔膜,许多作家没有真正地主动地去深入生活、挑战生活,而是成为旁观者、道听途说者。也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作家已经丧失了主动体验生活的能力。作家在社会生活的边缘打转儿,虽然有时候也走马观花地到下面去看看,去走走,但由于没有真正地沉下去、渗下去,写出的作品又能有多少分量呢?诚然,一个作家所写的现实,不一定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但起码应该是熟悉的,否则光靠想象只能是隔靴搔痒,缺少真实感和现场感。作家把握“当下”的能力,其实就是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一能力的缺失则是当代作家更重要的缺失。文学与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要告诉你事件、问题和故事,还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思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古人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是说叙写生活要“活灵活现”,要有现场感,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言外之意”,要有超越性,这实质上就是思想能力。有人认为“文学性的缺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我觉得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起码是缺乏针对性。其实在近三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中,作家们向西方学习文学技巧,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名字并不鲜见,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家开始回归中国经验,从传统和民间汲取养分,并取得了实绩。这怎能说他们没有文学性呢?余华的《第七天》并不缺少文学性,而是缺少思想性。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性不是议论,也不是概念。文学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文学的思想性是隐含在艺术形象中的作家的一种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思想成了奢侈品,有些作家把目光盯在获奖和发行量上面,没有多少人去思考问题了。思考问题的能力既是一种天赋,也是需要后天修炼的。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学者型的写作者。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在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小说进入“当下”的路径□李建周对于直面现实的作家来说,“当下”是什么实际上不是自明的,而是始终应当追问的重要问题。众声喧哗的个体生存景观并不天然等于真实的“当下”,相反,人们面对的恰恰是一个被层层包裹的坚硬的“当下”。直面并穿透它,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力,但它强大的渗透性和分裂性,又往往使作家的书写成为一种无望的抗争。作家李洱在讨论如何书写“当下”时,曾经谈到里尔克在《马尔他手记》中亲身体验巴黎的方式。在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中,里尔克意识到一味沉浸在个人内心情感的危险,于是开始向自己所见的一切事物学习。通过与“物”的对话充分敞开自己的视域,运用直观达到“存在”的深度。只有经过这种历练,才能穿越日常的表面幻象,抵达“物”的真实境地,把“物”从晦暗不明之中召唤出来。里尔克由内心向外物的转换给了李洱很大启示,使他的作品在先锋和写实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里尔克的这种体验方式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强调。对于今天的很多作家来说,要命的问题是直接或间接经验的丰富性并没有提升对“当下”的文学穿透,反而阻碍了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时代的认知。由于经验的碎片化和个人视域的局限性,真正的“当下”其实往往是不可见的,或者说是以一种类似谜团的方式存在的。作家如果没有找到一条个人洞穿“当下”经验的有效路径,再多的现实经验都是毫无用处的。在此状况下,作家要做的恰恰不是附着于“当下”,某种程度的回避甚至躲闪或许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在此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者都以爆炸式的发展方式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但是从文学史效果来看,到今天为止读者普遍接受的是打着“虚构”旗号的先锋文学,而那些书写现实经验的“新闻小说”“报告小说”“实录体文学”却不断远离人们的视线。文学史残酷的遗忘机制提醒作家进入“当下”的路径并非是简单的照搬经验。这里涉及日常经验和文学经验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不重要,而是那些真实的日常经验并没有被作家转化为有效的文学经验,这样,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碎片化的经验就无法被有效接受。在文学的意义上,这样的经验就不是经验,而是生活现象的堆砌。从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来看,对“当下”经验的有效处理往往需要借助一个文化“他者”,如同一个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面目一样。莫言绕道马尔克斯找到了一条通向高密东北乡的书写路径,余华借助卡夫卡挖掘出了与自身生命经验对应的文学形式,王小波经由米兰·昆德拉把特定的心理体验固置在了自己的文本中。这些作家采用的策略恰恰是从某个文化远方重新进入“当下”。小说进入“当下”的路径取决于支撑作家的一整套认识观念或者说“知识型”。在喧嚣的文化情境中,发育不足或者与现代社会不相匹配的知识观念大量悬浮在时代表面,作家对于“当下”的理解也多停留在事件本身,很少能转化为一种可以进行交换和流通的文学经验意义上的“硬通货”。不过,金宇澄的《繁花》通过曹雪芹、施耐庵的小说传统重现发现了上海,纳兰妙殊的《黑糖匣》通过尼尔·盖曼、安吉拉·卡特的奇幻找到了一种新的表意策略。在分裂的“知识型”的整合与对话中,这些有益的探索虽然没有形成一种历史合力,却也显示出不断生长的文学可能性。“当下”的鲜活性和荒诞感往往超乎想象,给倾向于现实经验书写的作家带来巨大挑战。在这种历史语境和精神状态之下,如何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整合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径,把“当下”经验转化为有效的文学经验,成为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摘要: 我们提倡和呼唤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作家的现实情怀。一位铁肩担道义的作家,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情怀,要勇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观照和玩味内心自我,也不能 ... 我们提倡和呼唤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作家的现实情怀。一位铁肩担道义的作家,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情怀,要勇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观照和玩味内心自我,也不能总是以玄幻、神魔、鬼怪、穿越为创作资源,搞一些不着边际、糊弄读者、缺乏真情和感动的东西,而应该走出密室,来到旷野,呼吸新鲜空气,直接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写作资源。 □周思明 检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宏大叙事能力的丧失。大量小说热衷于小叙事、微叙事,聚焦杯水风波、鸡零狗碎、小情小调,缺少表现时代变革气势磅礴的史诗之作。作家缺乏介入生活、介入时代的热情和使命感,也缺乏一种总体性把握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二是思想表达能力的弱化。一方面是思想阙如,大量的小说只热衷于讲一个传奇故事,表达一些流行观念,缺乏独立思考和深刻批判;另一方面是不会表现思想,甚至不敢直接描写思想的交锋。三是细致描写能力的退化。作家丧失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敏感性和精细观察能力,现在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细致入微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描写,尤其缺少对后工业文明时代具有“速度”特性的风景栩栩如生的描写,很少看到直接描写经济生活、金融资本运作的作品,而这恰恰是当下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最能揭示人性和时代本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家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科学知识。 进入新世纪,我国每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然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没有几部。但是,读一些中外长篇小说经典,却让我们感到震撼。比如,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作者花了4年多的时间,采访100多位幸存者,用口述方式记下她们的故事和感受,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反观我们有些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仅用不到她十分之一的时间,甚至更少,其结果往往是质量不精,这也正是我们的长篇小说数量庞大而质量粗鄙的根本原因所在。 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以其所凸显的现实感为根本标志的。基于美学距离的考究,往往是以现实题材为主要写作资源。现实题材包括多种形态,并不一定就是宏大叙事,有很多现实题材恰恰是普通人的生活,关键是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希冀梦想以审美的方式书写出来。长篇小说要想得到社会的关注、人们的认可,作家一定要抓到时代的痛处,挠到社会的痒处,触摸到老百姓的心灵深处。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变与不变有其内在的规律。对此,作家应有清醒的认知。正如有的作家所言,变化的是表述形式,不变的是文学主旨。值此信息时代,作家不能随波逐流,而是要虚心向中外优秀作家学习,学习他们那种紧贴大地、心系民众、荡气回肠、气壮河山的精神与气派,借鉴他们作品中那种直抵读者心灵深处,引以共鸣、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 长篇小说作家要有所作为,出好作品,就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其作品有意识地反映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变化。长篇小说写作就像一场残酷的战役,不同于游击战之类的小战斗,作家的使命,是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向人民群众报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提倡和呼唤现实主义精神主导的长篇小说创作,就要注重和改进创作态度,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坚守,要有塑造民族整体人格的雄心。这里,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披着现实主义外衣,却已然变形变味,纯粹围绕商业利益需要,一味迎合通俗口味的写作。 我们提倡和呼唤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调作家的现实情怀。一位铁肩担道义的作家,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情怀,要勇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观照和玩味内心自我,也不能总是以玄幻、神魔、鬼怪、穿越为创作资源,搞一些不着边际、糊弄读者、缺乏真情和感动的东西,而应该走出密室,来到旷野,呼吸新鲜空气,直接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写作资源。 生活中并不缺少史诗,缺少的是文学家创作史诗的雄心。作家对文学本身的终极追求,任凭手法千变万化,都离不开塑造深刻的文学形象与鲜活的文学人物。反观中外文学历史,举凡优秀的长篇小说,大都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涵养下,成功地塑造了若干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以至于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乃至许多细节过目难忘。现实主义精神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体现是相当有难度也是最见文学功力的,需要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刻苦阅读经典,努力独立思考,方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来。 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体现于文学性,很大程度上也要有史料性,能引起阅读的现实感、时代感、历史感和在场感,而不是凌空蹈虚、不接地气。实践证明,文学终归是要回到现实的大地。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精神旗帜之下,使尖锐的矛盾、复杂的现实,通过文学的手法得以展现。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应该看到,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重振,并非哪一个人登高一呼的结果,实乃文学的规律,历史的必然,读者的诉求。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故而,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现在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现实是什么?80后、90后作家是怎样看待文学的?这是一个创作基本面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种五代同堂的多样化、多元化的文学写作现状,抱之以宽容理解,力戒偏执于自我狭隘的认知空间,进行积极有效的交流与融通,集结在现实主义精神大旗下,努力将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原”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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