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家,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在路上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11-26

摘要: 对编辑来说,发现优秀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千篇一律的来稿让人头昏脑胀,别具一格的文字则宛若春风拂面,或绝处逢生。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看到笛安的《圆寂》、徐则臣的《逆时针》有此感觉,看到孙喦的 ... 对编辑来说,发现优秀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千篇一律的来稿让人头昏脑胀,别具一格的文字则宛若春风拂面,或绝处逢生。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看到笛安的《圆寂》、徐则臣的《逆时针》有此感觉,看到孙喦的小说《灵鬼》《真迹》,令我称奇。孙喦使悬疑小说呈现新气象。 孙喦这个名字,文坛没有人会熟悉,他名不见经传。给《北京文学》投稿,也是闲来无事,聊作消遣之举。但他的小说在汪洋大海一样的来稿中脱颖而出,令我眼前一亮。故事勾人,叙事细腻,语言独特,底蕴丰厚,社会关怀深切而不着痕迹。尽管他的小说人物、情节、背景各不相同,但都以悬疑的框架来结构,无一例外。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虽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路数,在艺术功力和审美取向上,却有着十足的“纯文学”特点,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孙喦小说既非玄幻鬼怪,也非严格的探案凶杀,只好暂以“悬疑小说”名之。它们与文学史上的探案小说最为接近。 孙喦创作旺盛,不到半年时间里,在《北京文学》共发表了六个短篇:《灵鬼》《天堂岛》《真武观》《真迹》《圈》《罗网》。所有小说均为悬疑类型,题材各不相同,故事环境和历史背景也有霄壤之别。《灵鬼》是帅哥美女模式,地点在西藏,源于金融腐败案。《天堂岛》的追杀发生在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岛,充满异国情调。《真武观》则是文物盗窃案引起的凶杀,时间横跨“文革”与改革开放之后。《圈》意在揭示官场腐败和警界黑手,《罗网》则完全是江湖黑道的呈现,多处对话用黑道行话。在叙事上,描人状物形肖神似,收放自如。 最令人回味的是《真迹》。这是一篇揭示艺术市场黑幕和官场腐败的力作。拍卖行为了牟取暴利,与青年画家水凌霄达成协议,出高价让水凌霄制作“下真迹一等”的仿作,仿明末清初大画家陈洪绶。结果,仿作《美女酌酒图》被作为贿赂送给了一位高官,高官落马,这幅画的真伪成了给高官定罪的重要依据。此前曾保持缄默的鉴赏名家章少康一反常态,果断给法庭出证:《美女酌酒图》是真迹。其他同行问起其中原委,小说这样写道:“章少康沉重地说,能惩治贪腐,就是最真的真迹。”多么振聋发聩,又是多么掷地有声!仅一句话所蕴含的艺术良心和社会情绪,就是寻常小说千言万语都不及的,可谓“一句顶一万句”。 悬疑小说在文学世界里是弱势群体,不登大雅之堂。在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的理解中属于通俗小说的类型,比如柯南道尔的《福尔福斯探案集》,比如当下网上流行的悬疑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悬疑小说作家要数民国时期成名的程小青,他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红极一时。他是中国现代探案小说的开山和重镇。然而,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探案小说终归昙花一现,后继乏人,同时,程小青作品的文学性也不十分令人满意。比如,推崇程小青的学者范伯群就认为,他的文学色彩还不够浓烈,他的作品更接近于“探案记录”;“实录”式的成分较重,而文学味汁较淡。 孙喦的悬疑小说在文学性方面有了极大提升,他为这种“弱势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给当前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 首先,通俗小说也可以高雅。文学艺术上的雅俗从来就没有严格的疆界。《红楼梦》刚出世时,是地道的通俗作品,而现今,没有人敢于怀疑它的高雅性了。中国的探案小说,一百年来一直是市井身份,以娱乐大众为主旨,以市场销路为指标,在艺术上很少有人高看一眼。可能正因为此,涉足创作者寥寥无几,更遑论大家了。孙喦的创作刷新了我对悬疑这一类型小说的看法。虽然貌似通俗,但绝不限于取悦读者,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反思人性弱点、批判社会现实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在《真迹》中,自恃才高的女画家既自负又自怜,既想出名、又不齿于合流的矛盾心态被刻画得十分到位:“良心、职业道德感,让水凌霄扬高了下巴,绷起嘴想要拒绝;可一股气却从腹里脾里直冲心房又冲到胸腔:我如此天分,勤学苦练,论画作水准,比一些大师都不遑多让,可世人几个赏识来?画作委弃无人收,弄得糊口都困难。一些蹩脚画家的不知什么垃圾货色,却都热炒到几百万上千万,不就是自己不肯摧眉折腰,和龌龊的文化商人、吃标卖牌的鉴定家、还有黑心的拍卖行勾结了炒作吗!哼,作弄作弄这些有眼无珠的家伙也没什么不好,再说,看他们在自己造的名画前膜拜,一掷千金的争抢,倒是又解气又有趣。”代表拍卖行与女画家进行假画交易的商人苗子卿的心理刻画也十分细腻。他被女画家的才貌所吸引,二人的关系由纯粹的金钱交易过渡到感情依赖,他既要维护拍卖行利益,还无法抵挡对她的喜爱,只得苦苦周旋,最后真相曝光,自焚而死。其他几个人物,尤其是章少康等几名鉴赏家的言行举止,活灵活现,如在眼前。与一般探案小说定型化的扁平人物形象不同,孙喦笔下的形象,警察、杀手、官僚、平民,无论好坏,均有圆形人物丰采,总能呈现复杂、立体的面向。 其次,小说关注现实可另辟蹊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百年来中国小说的心病,分寸很难把握。有人要文以载道,有人要独抒性灵,有人提倡直面人生,有人向往天堂般的超越。举两个例子。徐则臣的京漂系列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关注京漂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然而,徐则臣对现实主义有很高警惕。他在创作谈《我的现实主义危险》一文中这样说,“别和现实贴得过近”,不是不可以现实主义,而是要“注意和现实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过分贴近现实会损伤艺术。文学史上的“问题小说”,现今的底层写作,可能多少存在此类问题。所有小说都是回答人生和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也好,底层写作也好,悬疑小说也好,都不外这一层。孙喦以悬疑小说为形式,将他对社会百态和人生阅历的独特理解融入到小说的想象中,使通俗小说具备了较强的社会批判力度和艺术冲击力,柔中带刚,绵里藏针。 孙喦是文学圈外人。他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工程师,他的主业是科研。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闯入者,给悬疑类型小说带来了新气象。

云顶娱乐app ,摘要: 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谈侦探推理小说,大家马上便会提到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等人。若和年轻人说起来,他们大概开口就是东野圭吾。总之,在大家的印象中侦探推理小说似乎都是洋人的玩意儿, ... 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谈侦探推理小说,大家马上便会提到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等人。若和年轻人说起来,他们大概开口就是东野圭吾。总之,在大家的印象中侦探推理小说似乎都是洋人的玩意儿,于中国人来说属舶来品。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学界公认,现代侦探推理小说始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是他在1841年创作了第一篇侦探小说作品《莫格街谋杀案》,由此确立了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全部模式。时至今日,侦探推理小说创作大多仍然延续着爱伦·坡的手法,渐渐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样式。 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有着一批所谓“公案小说”,如《包公案》《施公案》等等。也有人说这是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我以为其实不然,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至多可以称之为一种优秀文学传统,是现代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可借鉴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具备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诸多特点。其实换一个角度说,公案小说与当今的公安题材小说,倒似乎有着更深的渊源。 中国现代侦探推理小说的起步并不晚。在1896年,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就被引进了中国,在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就首次刊出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一段故事。在当时,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翻译速度很快,甚至福尔摩斯探案的新作在英国刊出仅五个月,中国就有了译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渗透,侦探推理小说竟然是急先锋之一。再后来,中国人模仿西方侦探推理小说模式的创作就多了起来,也出现了以程小青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侦探推理作家,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和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一起,成为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三大支柱。 文化就是这样,渗透必然和反渗透相辅相成,也必然在渗透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地发生融合和变化,最终的结果,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发展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文化的生命便如此生生不息。翻开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集》,模式是西方的,故事却是中国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林林总总,都反映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这样的作品当然受到读者欢迎,程小青先生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之父”也是当之无愧。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 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看待这种文化的交融。这种包容首先缘于自身的文化自信,其次是海纳百川的心胸。文化的交融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讲中国侦探推理小说还在路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时至今日,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标志了这种文学样式的旺盛生命力。但是坦白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缺少能在世界侦探小说界叫得响的经典作品,侦探推理小说的普及程度也还不高。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侦探推理小说某种意义上的“水土不服”,恐怕也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毕竟不是程小青的年代了,单纯的模仿、简单的借鉴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创新之路却还在艰难探索之中。公案小说的可借鉴之处在哪里?公安题材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区别在哪里?网络写作为侦探推理小说创造了什么样的新空间?侦探推理小说的民族化问题出路何在?这些问题虽依然待解,但侦探推理小说中国流派已经初步形成,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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