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庸的左右之争,新派武侠小说的起源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10-03

但是不久以后, “文化大革命”来了,金庸却以他的 《鹿鼎记》的 “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 “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不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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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 ...

“瑜亮相争”缘起倪匡?

梁、金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软肋,但文章平和,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

想来原因有二: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坐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式微和金庸的蜂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当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 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 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 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既生梁,何生金

“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文/徐庆全 中国新闻周刊

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提到梁羽生一样,说梁羽生,也必然离不开金庸。原因无他,盖因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两人写了10年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均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肯定有!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

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

“瑜亮相争”的真实背景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

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80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90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新闻,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梁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与金庸的关系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大陆、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80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梁羽生以“名士”自喻,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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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

“佟硕之”:纵论梁、金小说特色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派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便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长袖善舞的罗孚,随后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

这就是 《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 《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 我也不怕掠美, 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 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1988 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 “讲故事人”,如古代的 “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意地说: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

派中人对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

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就真是新闻。 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

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 “革命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革命”,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革命”论。

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

一口答应了。

三十一年前的 1954 年,香港有两派武术的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

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分,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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