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者看的小说,小说评论

作者: 云顶娱乐app  发布:2019-09-24

摘要: 您写官场小说,人们说您是官场第一人,官场作家。我知道您还有很多其他题材的小说,但它们可能因为官场小说名气太大,从而被遮蔽和掩盖了。

摘要: 3月31日,被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著名作家王跃文做客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就“官道与人道”的主题进行了一场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小说、人生经验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对“官场文学”做了解读 ...

符二: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研习者,在作品的见地与判断、领悟与感受方面,我势必有所欠缺。如果我的提问因为浅陋或无知给您带来冒犯,请多原谅。

3月31日,被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著名作家王跃文做客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就“官道与人道”的主题进行了一场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小说、人生经验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对“官场文学”做了解读。同时,他也不忘为自己“正名”,表示他多年来背负的“传授官场秘技,宣传潜规则”等“骂名”其实都是大众对其的误读和误解。

王跃文:不客气,不客气。

自称被误读坚信官场文学会出经典

符二:您写官场小说,人们说您是官场第一人,官场作家。我知道您还有很多其他题材的小说,但它们可能因为官场小说名气太大,从而被遮蔽和掩盖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发表《国画》备受瞩目,到后来的《西州月》、《朝夕之间》、《梅次故事》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为大众所热捧,甚至引发了官场小说的流行热潮,王跃文成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尽管之后一直被冠以“官场小说鼻祖”、“官场小说第一人”等各种称号,但王跃文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些标签,“如果文学能这么简单划分的话,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应该是渔业小说。”

王跃文:我的非官场中短篇小说写过很多,被以各种各样的名目编过很多次,选本也很多。现在的情况是,一般作家的中短篇集子很难出,而我的任何一部书,只要有“王跃文”三个字,它都可以编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畅销符号。看过我非官场小说的读者,很多在网上给我留言,评价很高。

当天讲座一开场,王跃文就称这次来“文化讲坛”他也有一个私心,就是要好好说说自己的小说,“正正名”。他称自己是个被严重误读和误解的作家,“有的人说我在传授官场秘技,有的人说我宣传潜规则,还有的说我污染了社会风气。但这些都是对我的误解。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谈谈自己的小说,并且以小说为例,探讨官场小说的问题。”

你刚才说到符号化这个东西,首先我不太赞同以题材去划分文学的类型。如果要说有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官场题材,如果非要这么划分的话,那我开玩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渔业题材小说,这不是很荒唐的说法吗?

王跃文认为,小说就是反映生活的,因此他并不认同“分类”,“我在机关工作19年,在所谓的‘官场’混了19年,自然也像很多作家一样,最初写的只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但写了十来年,不经意间小说就被归类了,而且在中国流行起来了。”

符二:您的《苍黄》或《国画》,难道不是类型写作吗?

而“官场文学”虽流行起来了,但多年来他也听了不少的批评。他说,这些批判或指责,除了来自官方,也有来自于学术界的,包括来自于现实的,“有人责备这类文学艺术性不高,但我认为假以时日,或当百年之后再回顾,结果会不一样。我们说文学作品各领风骚三五年,但《国画》经受了12年的考验,现在仍然很畅销,如果50年甚至是100年后仍然有人看,那我在九泉之下就安慰了,当然我没有这样的野心,呵呵。”

王跃文:我不认为它是什么类型写作。如果要说为什么写了这类的生活,比方说写现实的官场,就是类型小说,而且在有一些人的眼里,可能还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对待,自然就会把它看得很低。假如我们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承认一种以题材去划分的话,为什么写农业的、写工业的大家又可以接受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官场”是个贬义词 但文学要给人希望

我觉得对待这一类题材的小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偏见。那么这种偏见,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官方对于这种东西的敏感。因为官场本身,如果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你会发现,“官场”其实是一个贬义词,词典对“官场”的解释是: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就是这么去解释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小说叫做“官场小说”,可能官方不愿意那么去说。另一方面,鲁迅那一代民初作家和学人,对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也就是当时所谓的“谴责小说”评价不高。鲁迅先生说过这类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就是对其艺术性评价不高,对吧?说它的意义虽然在于匡扶世道,但是写得太直露,不委婉,不艺术。

当天的演讲,王跃文直言,“官场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官场的解释,就是突出虚伪、欺诈、侵占等特点,这就是对官场的定义。”他以自己的小说和19年机关生活中所遇到的案例对官场特征进行了归纳,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厚黑、荒诞、微妙、尴尬和虚伪。

鲁迅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对那一类的小说,作这样一种评价,也就可能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界对这一类小说的评价。学术界通常把清末民初的那一批谴责小说,同现在的官场小说看做是一种源流关系。所以在学术评价上,就有一种歧视,把它的文学价值贬低。

“现实如此让人关注,官场文学才会如此兴旺。”王跃文认为,官场会如此糟糕,简单说就是官道和官场中的人道出现了问题,最后还是要指望法制。同时,他也不认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说辞,对于所谓“好人做坏官”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因为“人一进入官场就是走官道,中国本身就是庸俗气氛很浓的社会,如果好人做坏官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原谅的事情,我认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个人其实也很同意鲁迅先生他们的一点。清末民初那一类小说,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就是一部半。

但作为作家,王跃文认为文学虽然不断在揭示阴暗面,但还是不能让人绝望,而是要给人希望。当然,也不能虚假地制造希望,《国画》就是一种抵抗,“有人认为我的小说中写得太阴暗、太阴冷了,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

符二:何为一部半?

对于王跃文的写作,应邀作为嘉宾主持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也表示,他对笔下的人群和社会角落的熟悉程度让人敬佩。“他不完全是写官场,更重要的是写人性,让我们警惕人性中的陷阱,官场的人群只不过是个载体。这样的一种文学起着批判的作用,批判本身也是建设,披露也是爱和同情的表现。”

王跃文:一部是《儒林外史》,我认为还不错;还有半部就是《老残游记》,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其他的像《官场现形记》,特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认为确实艺术成就不高。这些小说只具备文学史意义,而其文学本身的价值不高。

以思考者身份在写“中国官场”

我们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量、出版量都非常大,写作队伍也都很庞大。我不敢说现在就已经出现了经典,但总体成就比清末民初谴责小说要高。当然也出现了很多对这类小说的批评,比如说艺术成就不高,没什么文学贡献,等等。我想这些都不是问题。文学成就和经典与否,应该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上去检验。也许百年之后,我们再回望这一段文学史,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番风景。

新快报:你的小说都有原型吗?

符二:但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传统的古典美学里就有对作品的品评,比如钟嵘、司空图等人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评分等级次第的方式。他们提出的也可能只是一家之见解,但流传下来,很少有人对这个定性去加以质疑甚至推翻。现在的文学评论家们也在下各种各样的结论,您不担心他们给您的作品判刑吗?

王跃文:我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虚构的,我很不喜欢把生活中的原型照搬到作品中去。有很多作者把他们的小说给我看,跟我说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我以前写过一本小说叫《冬日美丽》,是我回老家的时候听我妈妈说的一件事,村里的一个女人嫁出去以后被他老公打死了,我妈妈参与了整个案件查证的过程,我听后很快地把它写下来,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小说写得很不好,小说是一定要虚构的。

王跃文:当然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要做一个判断的话,应该建立在对材料的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有一种直觉,刚才也提到过:目前的这一类官场文学,它的总体成就要比过去的官场文学高一些。

新快报:从你的小说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一些悲观心态,你自己是以怎样一种态度在写?现在的“官场小说”也有被称“官场教科书”、“范本”的,你会否担心对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有教化作用?

小说是否传下去,是否成为经典,并不是评论家们说了算了。读者是最终的判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是因为大家听了评论家的介绍,而是这些作品本身的力量在起作用。作品征服读者,读者让它永恒。

王跃文:我今天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说到,文学是我们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文学是我思考官场的一种姿态,我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参与者,而是以思考者的姿态去进行写作,在里面我表现出来明显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相信年轻人不会那么幼稚,我的小说也并没有宣扬官场潜规则,更不是在推崇和赞赏官场潜规则,对于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批判。所谓看了小说后会去学,让进入官场的人变得很坏,影响官场风气,我认为并没有这种效果,人类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能继续生存发展,就是因为有一种正面的本能,正面价值永远会在上风的。

符二:刚才说到,您的小说,贴上“王跃文”三个字儿就能畅销。您认为畅销的因素是什么?

新快报:近两年官场小说大热,使得这类小说越来越泥沙俱下,你怎么看这类小说的发展,个人又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王跃文:我自己也没法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话,肯定要跟别的作品进行比较。但是说句实在话,同类的小说,我看得相当少,我只是从别人对我的评价中,看出一点。

王跃文:我也跟一些出版机构打过交道,有些作者很早就向商业化写作妥协了,或者说他本身的文学修养就不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有些出版公司的策划,找作者搞出这样一本东西来,我认为这是极其有害的。我个人的创作,除了官场小说外,我其实对自己的一些其他题材的小说也感觉不错的。就像今年的一个中篇《漫水》,是一部乡村小说,基调很温暖。到了40岁以后,不知道为何我对故乡的写作欲望就突然被唤起了,但是过去我一直不明白这类小说会让我着迷。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我写的这片土地其实在教我什么是生活。

有一些人,包括记者,也包括一些读者,他们会说,你的小说和别人的小说比较起来,首先的一点就是真实性。感觉你的小说,从大的布局谋篇也好,从小的每一个细节、场景、氛围也好,都是非常真实的。一看就是个中人或者过来人,对这方面的生活非常了解,看得很深,也看得很透,不觉得是一个外行人写的。但是有些人写的这方面的小说,按照读者的话来说,就是不懂套路。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我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揭露或者谴责,其实里面至少还有对理想和希望的一种折射。不能否认,我的小说的流行有很重要的非文学原因,或许可以把它叫做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想通过我的小说了解社会,了解现实,有的人甚至觉得读我的小说解气。

新快报:写作多年,创作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我在官场里面前前后后摸爬滚打一共十九年。这一十九年,我在官场生活,观察,思考。我承认,有很多是因为我看透了,看穿了,有一种基于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有一种愤懑或者说郁愤,而这种东西是更能引起人的共鸣的。我相信很多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或者正在里面的人,他看了以后会产生共鸣。用一般读者的话来评价,他们会说:你这个心理描写太到位了,很细腻,很真实。其实这种评价,就是说,我写出了这一类人的心理,写出了他们想要表达但是却又无从表达的东西。

王跃文:一个自然而然但又在变化的状态,例如《漫水》,它的语言、情节、基调同过去完全不一样,有人或许会以为出自不同的人之笔,但这是我特意为之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些小得意。比如说,过去我是在机关里面给领导写材料的,很多人会认为写多了那些东西会把笔写坏,以后再也写不出文学的东西了。但我在这上边的切换比较自然,我可以一边写政府工作报告,写得烦了就推到一边,开始写小说,写一阵子又来写机关材料

符二:我明白您的意思,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应当是真实的,常识应该是正确的。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真实”跟您的现实生活有多少交叉点?

王跃文:应该这么去表达:我所有的情节、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虚构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的老家——我们老家跟云南很多地方的山区一样,没有大江大河——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机关里会分鱼,就是从水库里面捞鱼上来。有一年,我们又逢上分鱼的时候了。有一条最大的鲤鱼,差不多有一二十斤。但是不论分给谁,还是按照价格,称出来是多少就算多少钱。那是一条母鱼,肚子里面有很多的鱼籽,鼓鼓的。有些干部就患得患失,说哎呀这个鱼籽太多了,买了划不来。我说既然大家都不要,那我就把它买下来。当时正好有个情况,我父亲遭遇了车祸。我想象中这个鱼籽可能会很有营养,既然大家都不要,我就买了。我想用鱼籽炖汤给老父亲喝。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就听见别人在背后说——那时候我参加工作还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小王真不懂事!那么大的一条鱼,他居然买下来了。这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机关里面,凡事等级森严。这么一大条鱼,应该是县长的。县长才有权利买下这条鱼,你一个小干部,怎么能这样呢?

好,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年以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很有意思,情节很简单,那个小说叫《天气不好》。我写一个县政府材料办写材料的小干部,很有才气,叫小刘。但他很不懂事,像我一样买下一条不该买的大鱼。他没有吃这条鱼,送给了县政府办主任;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发现这条鱼挂在了县长家的阳台上。后来领导准备提拔他了,但他碰到县委书记,刚想打招呼时,却想打喷嚏了。他的喷嚏没有打出来,苦着脸望着天空,得罪了县委书记,所以他就没有被提拔。

这些细节,说起来都是虚构的,但又相当真实,包括打喷嚏。打喷嚏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让他失去了提拔的机会。但是它揭示的一个道理又是必然的,就是在官场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小人物在上司面前那种仰人鼻息的关系,这个是必然的。通过偶然的事件,反映的是官场必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规律。

符二:这个您是非常熟知的?

王跃文:对。通过偶然的事件,其实反映的是官场必然的东西。

符二:过去的官场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谴责小说”,是因为其揭露或者说批判的力度。您的小说也有批判,那么您的力度在哪里,又深入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知道官场有很多游戏规则,您的笔触又能延伸和抵达何处?

王跃文:这个——,就是说,要扩充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么思考过。

符二:那您在追求什么?

王跃文:小说的好处在于,可以用形象表现,不必像政论一样说得太明了,太清楚。有些话,不拿出来讨论反而是明智的,比方你说的笔触能延伸和抵达何处。就是说,我不可能去触及现实条件不允许的东西。

符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太圆滑?您没有去触及到根本性的东西,是为了自我保全?

王跃文:这个不是说圆滑不圆滑的问题,这是现实的严酷。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读,把我的一些东西读懂了,那官场的现状,官场的荒诞,官场的无奈,都在里面。

比如我在《国画》里面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国画》五十多万字,只有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洪灾,过后皮市长到那个地方视察,当地的老百姓在那里修复被洪水冲垮的河堤。他在那里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马上过去问: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来搞劳动,您怎么想的?老太太就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个时候,皮市长就把老人家的那担土接过来挑走了。好,整个镜头就跟着他走。这位皮市长,被这位老太太感动了,走到哪里都说,同志们,多好的人民,多好的群众呐,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当问她为什么还要来修河堤,她只有两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这个老太太是个疯子。有这样的一类疯子,就是喜欢凑热闹,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去,谁家死人啦,谁家嫁女娶亲啦,哪里开大会啦什么的,她都去。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头几句话是清楚的,但只要说上三四句话,就乱七八糟。当皮市长走向这位老太太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吓坏了,生怕惹祸。结果等皮市长把担子挑走,镜头往那边去了以后,当地的干部们马上就把这老太太架走了。

这里其实是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病态。中国人不管有多少牢骚,有多少意见,但当一个话筒对准他的时候,他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我们不是疯子都会说疯话,何况真实的疯子呢?其实这个东西说到底,揭示的就是我们体制本身的荒诞,或者说现实本身的荒诞。

符二:换言之,您表达得更加曲折委婉,更加含而不露?

王跃文:我更加曲折和委婉一些,而且是通过文学的形象。

这也是文学所必须的,也只能如此。如果在这里边你能像政论文一样去写作的话,那就不是文学啦。

符二:给“官场”下一个定义,可能作家中没有谁比您更有发言权。您怎么阐释“官场”?

王跃文:如果要我说,官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场,这个场是由某种东西构成的,里面有人物,有种种游戏规则。吴思先生说“潜规则”之前,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好像是在答记者问里面提到过,我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写的是官场文化,这个我不同意。如果要说文化,也是官场亚文化。有次我同吴恩先生交流,他说你的表述很准确。

什么是官场亚文化?中国人讲所谓的官场,主流文化过去是一种儒家文化,那么到现在为止,底色还是那个东西。我们加入了一些马列的东西,传统的底色还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那一套。但自古以来,真正地左右官场,或者说被官场人奉为“葵花宝典”的,是没有被人研究过,也没有被人堂而皇之拿来讨论过的一种东西,就是官场逻辑和现实的游戏规则,我把这个叫做“官场亚文化”。因为这个东西,无法堂而皇之。

符二:有人说,您要是写一部类似于“官场指南”的小说,肯定畅销。您怎么看?

王跃文:这其实也是对我的小说误读的一种说法。说我的小说是官场教科书,官场秘笈,我认为这是对我小说的一种误读。

我认为,小说首先是文学,它不是消极的,或者说不是教别人诲淫诲盗的那种东西。我的小说,底色是温暖的,态度是批判的。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没有读者看的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

符二:您的作品拥有那么多读者,我们将畅销其归结为一个市场的因素,那么从文学的价值上来说,您认为您的作品是经典吗?

王跃文:我不敢认为自己的作品现在就是经典,但是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畅销的小说未必是好小说,但是没有读者看的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

中国的文学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任何一部经典小说,都是畅销书。不管金瓶红楼,还是三国水浒西游记,哪一部不是畅销书?从它们诞生之日起,从雕版印刷起,不但畅销而且常销。像这样一类小说,要畅销、常销到没有人类的时候。至少我们中国文学史是这样。

符二:文学之高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之一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但这个理想主义也没有具体衡量的尺度或标杆。文学作品或追求结构章法的无懈可击,或追求故事情节的天衣无缝,或追求语言辞采的精美绝伦,而您在追求什么?

王跃文:对,你说的这是一点。我再补充一个,刚才说到这个什么是畅销,什么是经典,经典跟畅销之间的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我曾经在图书市场上看到一套书,叫做《中国禁毁小说大全》。当时我随便翻了一下,也来不及细看,我就是好奇,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结果我买回来以后,一翻,没有一部是真正值得留下来的。它们确实应该禁掉,被毁掉。不是说书诲淫诲盗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其文学价值非常低,或者说没有留下来的价值,所以才会在当时没有被反复地印。只是因为出版的一种偶然,那些版本被留下来了,为书商提供了一个商机,得以面世。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被一代一代人不停去阅读,不停地检验以后,它就是经典了。

符二:也是,其实读者往往更有自己的甄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回到刚才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您在小说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您想批判,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是如您所说,寄予某种理想和希望?

王跃文:我承认,我是一个说社会责任感也好,社会关怀情节也好,都比较重的作家。

这或许跟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太多的不如意和不好。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就想,通过文学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当然就有揭露和批判的东西在里面。

但要说到艺术手法,我承认,我没有这方面的创造性,或者说,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这种外在的形式。我只是凭自己的文学经验,因为我过去的文学阅读,在我心目中,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应该怎么写,什么样的小说是我愿意看,是我接受的。就是按照这么一种标杆或尺度,去讲我的故事,去写我的小说。仅此而已。

我不愿意搞一种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比如玩结构啊什么的。我甚至对这个东西,还觉得可笑,有一种蔑视。所以有的人,谈论小说说结构应该怎么样,我说我读你的小说,是读你的形式还是内容?

符二:但不可否认,形式是文学非常重要的部分。

王跃文:是的。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问题是,也许有的作品,其形式和内容是完全天衣无缝的;而有的可能就会很拙劣。

今天下午我参加会议,还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比方说,我们所谓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流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很多作家加以模仿,我就觉得非常可笑。我看到有媒体对马尔克斯的采访,马尔克斯就说,我自己的这种艺术手法,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别人放在我头上的。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它就是我们家乡的生活,我们家乡的传统,我们家乡人相信生活就是可以这样的。

符二:而且马尔克斯自己还明确说过,他在书中写的那些事物,后来都真实地发生过:天上确实下起了黄花鱼,确实出现了长猪尾巴的孩子。他像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小说所写的这些在现实中都得以印证。

王跃文:对对。马尔克斯说的艺术手法,其实就是生活的真实。

我就想到,我们湖南有的地方就应该诞生伟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湘西,诞生过伟大的沈从文,但是对得起这片土地的更伟大的作品还没有诞生。

说艺术手法的话,我们湘西那地方的巫文化就很深厚。我们说巫楚大地,相信鬼神。像我小时候,当时给我的感觉,人和鬼,生者和死者,都是连在一起,同在的。比如说天黑以后,我们不准吹口哨,因为吹口哨鬼就会下山来。比如说晚上,外面没有任何动静,忽然听见狗汪汪大叫,老人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某个祖先回来,我们看不见,但是狗看见了。这些都是生活,我们老一辈的人就真的相信。

符二:您所说的这一切,我感同身受,因为云南就是巫蛊和灵异非常发达的地方。比如天黑以后,外面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就千万不能答应,你一旦答应,就会有人带走你的灵魂。

王跃文:对。还有就是,我们的院子里,房前屋后的蛇,看到了是不能打的。我们把它叫做家蛇。而这个家蛇,就是自己的祖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化身而来的。他们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死是生的一部分,生和死不是泾渭分明的,二者混沌一片。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住的木房子,晚上“喳——”的响一声,其实就可能是晚上天干物燥。我记得我奶奶马上就会坐起来,说可能是哪一个祖先又回来了,她马上就会说一些保佑的话。

我想,如果我们的作家把这些生活吃透,然后把它很艺术地写出来,那这不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符二:确实如此,巫文化实际上极致浪漫,想象力非常神奇、深邃而渺远。

王跃文:对。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才叫做形式和内容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他也创造了自己

符二:您写小说有什么秘密吗?

王跃文:要说秘密——,我其实不知道有什么秘密。

但写作的时候,我相信两个字,写作的时候要潜心。

符二:苦心经营吗?

王跃文:我没有苦心经营。但心一定要沉下去。潜心写作。作家写作的本能是要入境,要进入到那种情境。我写作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忘我的状态。

比如说我写老头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老人的心态,我完全可以琢磨得很透。写一个小孩的时候,那种心态我也可以把握得很透。

比方说,我经常被人称道的一个小说,《秋风庭院》那个中篇。1995年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组织过一次全国小说评奖,把我这个小说评了一个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我去领奖,有评委一看,哎呀小王,你怎么这么年轻啊?我说我不可以年轻吗?他说哎呀不是,我看你写老干部的那种心态,把退休干部的心态捉摸得那么透,以为你至少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作者。其实我当时也就三十一二岁。

符二:对于写作,除了人生经验的丰富与积淀,文学才能的不断提升和累积,此外您还拥有什么?

王跃文:我可能还是依靠一个作家的职业习惯。有了这个职业习惯以后,你看到东西就会琢磨。

你看《秋风庭院》这个中篇小说,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地委书记,我跟他的一次目光的碰撞,一次眼神的感应。

当时我们老家有一位退下去的地委书记,这位地委书记政声极好,口碑极好,在当地很有威信。他毕竟是一个地委书记,当时在位的时候,从机关大院里走过,背着手,头微微地昂着,目光一片空濛,眼睛不会注视任何一个人。但是所有的人见了他,赶紧书记好、书记怎么地,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或者别的什么。这个人的政声很不错,能力也很强,是属于这么一种。好,退下来以后,在省里边安排了一个闲职,也没到省里来上班,仍然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但他再从机关大院里走过的时候,就是一个探寻的目光,希望有人跟他打一个招呼。其实我当时是刚刚调进那个机关里头去,跟他并不熟。有一次在食堂门口,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望了他一下。因为他是老领导,我就面带微笑,他就马上双手伸过来,你好啊。我赶紧说书记您好。当然他也没问我是谁。当时我就想,这个老人退下来,他的心境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这么一次目光的交汇,我写了这么一部中篇。

其实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我是听说的:就是过去常年他习惯了每天清晨起来,吃过早点以后,就夹着一个包,从家里抄近路,往办公室去。结果退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不适应,不习惯,还夹着一个包去办公室。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我已经退休了,算了,不去了,又折回来。就是退下来之后,老干部的那种失落,不适应。他那种从小离开了故乡,家乡已经没有人了,现在不可能回到家乡去,而中国又是一个故园情节很重的国家,这个地方也不是自己的故乡。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归属感,最后不光是肉体无所归依,而且精神灵魂更是无所归依,最后就是一种飘零的感觉。当时写了这个东西,好多人看了就说,哎呀写得太好了。

符二:除了这个,您从阅读中能够汲取多少东西?因为作家大致分为这么两类:经验型写作和书斋型写作。后者写作的灵感、思考甚至素材,可能更多要依靠从阅读中获取。

王跃文:到目前为之,我觉得没有从任何阅读当中,对我的写作素材方面有任何帮助。

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我反省一下我的阅读,我的阅读也不是那么前卫,除了当时大学里面老师开书目读过的那些书,其他新的介绍过来,我可能就是翻一翻,如果不对自己的胃口,也就不怎么看。

所以我的感觉是,读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学经典,我读到的是本能和技巧;而读外国文学,读到的可能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说人文立场。比如我最喜欢的外国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的那一套,几乎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当时英国或法国作家的作品,18、19世纪的,几乎可以说是读得很多,有的作家我是通读过的,非常喜欢。比如读托尔斯泰,读到底,我从他那里感觉到的,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东西。我觉得伟大的作家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如果你说所谓的技巧,我从那里就感觉不到。因为他也是非常老实或者说非常笨的一种写法,就是从从容容老老实实写来。我们读的是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的原文我不懂,原文应该体会到的更多的艺术的东西,我肯定体会不到。但是我读自己本民族经典的时候,我可以读到文学本身可以借鉴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仍然是《红楼梦》,现在我的手机里面下载的书,仍然是这样一些东西。有时候开会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你看它就是不慌不忙地讲故事,非常精微地去处理一些细节,还有人物之间关系的那种照应。如果要这么去说的话,就是《红楼梦》里面引用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写小说的人,就是要做到,一是世事洞明,二是人情练达。

符二:其实古人写作就非常讲究这个世事洞明,老庄的说法是“道”,在苏轼那里是“悟”,严羽更明确地指出要“穷理”。

王跃文:对。所以我说写小说,尤其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那种很温情很温暖的关系你怎么处理,处理很圆滑的关系又怎么处理,作为一个作家,我会看得清清楚楚。

符二:这种能力,是对人性的洞烛幽微。

王跃文:是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洞察力,你必须要有。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能力越强,他的写作会越好。

但我还认为,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他也创造了自己。因为文学在我看来,就是思考生活、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会有是非,会有判断。一个人的天性或者说作家的禀赋,一般来说,他是向善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作家,他要写坏书,写恶书,写诲淫诲盗的书,但是我想这样的作家,在整个文学史当中,不会是主流。因为他同人类的正面价值是相违背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就在于人类的正面价值,人类对正面价值的选择永远是站上峰的。作家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作家在写出好的作品的同时,慢慢的其实他也在砥砺或者说改造自己的人性。

就像沈从文曾经说到这样一个意思:一切优秀作品的制造,都离不开手和心。更重要的是,也许它还是培养手和心的境。其实我理解先生的意思,他所说的手,是指文学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心,讲的是作家的人格、品格和道德。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离不开我们的文学能力和我们的人格力量。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创作能力和我们的人格,应该是这样。

符二:我明白您的意思。刚才说,您在写作的过程中,只是把故事呈现出来,不给结论,也不像评论家一样点评。但有时候,我想,写作又意味着一种倾诉,一种服从于内心深处表达的需要。

王跃文:我们可以对文学有一千种定义,但是我的定义是: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一种方法。

符二:那文学在您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王跃文:应该说,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文学就等同于我的生命。我的作品跟我的生命是连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我必须写作,我才会快乐。

因为我这个职业,决定了我必须要通过文学来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这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不写作,我什么都不是。

符二: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王跃文: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在现在的现实中,获得了比较大的自由。身心的自由。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状态。

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心无旁骛,无所顾忌。我不用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我不会因为什么东西患得患失。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种人生状态了。

文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

符二:您现在还在体制内吗?目前的身份是什么,专业作家,还是作协官员?

王跃文:我是2003年从省政府机关调到作协来的。当时的情况是,过去我们省作协机关有专业作家的编制,后来就没有这个体制了。老人老体制,新人新体制。我是以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调过来的,那么就会要承担一些机关事务。所谓的机关事务,就是为作家、为文学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从今年开始,我被选为我们作协的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作协机关日常工作的管理,暂时分管机关运转,办公室这一块的部分业务工作。本来作协机构就是一个群众团体,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官场。但跟其他的人民团体又不同的是,作协机构本身的自由度比较大,而且在作协当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这些人从来不会把自己当官看,作家们也从来不会把你当成什么官员,所以无所谓官员不官员的问题。就目前体制来说,不过也就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无非就是为大家做一些服务性工作、文学组织工作而已。

符二:此次恰逢作代会、文代会在京召开,据我所知,您是作为代表之一去北京开会的。胡主席在文代会上说:“在党和国家举办一系列大事喜事、应对一系列难事急事的过程中,总有文艺工作者辛勤奔忙的身影,总有文艺工作者创新前进的足迹,总有文艺工作者倾心奏响的时代乐章。”您怎么理解这番话?

王跃文:胡主席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文艺家们同国家、同人民的关系,每当国家有难事急事的时候,都会看到文艺家们忙碌的身影。

符二:那您认为文学可以有一种思想、原则或者方针去指引它吗?

王跃文:如果要我说,我觉得,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它不能够去图解政治,更不等同于政治。

其实,当国家或政府以一种政治话语表现出国家理想的时候,作为作家可以去理解,我们应该赞同。因为通过一种政治话语表现出一种国家理想或者说民族理想,我们作家也不要以为怎么样,或者就去嘲笑它。但是,当我们通过文学去表达这种国家理想或者说民族理想的时候,就不应该像有些政治话语那么直露,那就很讨厌了,艺术性肯定会受到伤害。

符二:那您觉得文学跟政治是什么关系?是隶属于政治,被政治驾驭;还是超越政治,高高在上;还是和政治两不相干,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王跃文:怎么讲呢,你要说文学跟政治完全无关,其实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政治?如果要说得宽泛一点,生活当中处处是政治,经济很多时候也是政治。比如说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低层面的它是经济问题,但往深里说它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你在作品当中,去表现民生,那你说里面有没有政治?往深一点说,也是有的。

但我个人觉得,你不能在文学作品里边儿,直接地充当一种政治工具。那个是我从来反对的。但是你有时候你也被人指为双重标准,当你说要直接地去歌功颂德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应该直接去问政治;但当你对现实作出批判的时候,其实也是问了政治。为什么那样就不行,而这样就行呢?

符二:但我总觉得,依靠政治去引领文学,这不是文学之道。

王跃文:这个东西,在国家出现这种大事的时候,比如国家处于战争的状态下,很多平时的一些标准,我们也暂时可以放下。但在常态下,这个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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