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我们该不该回去

作者: 古典  发布:2020-01-22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正文

对话嘉宾:王锺陵 方铭

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阅读次数:人次

主持人:王卓君

主办:苏州大学 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

承办: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

时间:2015年5月13日上午

编者按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起了一个新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体系,参与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毋庸讳言,在这一新的中国文学史阐释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过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现代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发展过程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尚缺少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正处于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巨变时代,如何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世界各民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何重新认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如何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体系,是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还是汇通中西,是“西化”还是“化西”?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期所刊载的方铭教授与王锺陵教授的对话,就是两种观点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应。

主持人:方铭教授在他的着作、论文以及新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倡导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倾向,强调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下面首先就请方铭教授亮出他的观点。

方铭:六经、诸子在中国古代都属于中国古代人所说的“文学”学科的范围。孔子的高足弟子子游、子夏长于“文学”,而其内容实际就是六经。刘勰《文心雕龙》概括战国时期的“文学”,以战国诸子和屈原、荀卿、宋玉为最基本的内容,但是,按照20世纪以来我们引进的西方文学学科观念,六经除《诗经》以外都不属于文学,全部战国诸子也不属于文学,最多只能算有所谓“文学因素”。作为中文系的学者,我们研究六经和诸子,似乎就缺乏合法性了。这种现象,不但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就提出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的观点,从小的方面讲是解决我们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更是为了防止“去中国化”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要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主要是这样考虑的:第一,若从六经算起,中国古代文学差不多有三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从时间长度上,要比西方早得多。第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相对独立存在,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律演变,这就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对隔膜。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的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责任,为中国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而且读者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西洋文学的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西洋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上也都西洋化了,这样一个结果不利于讲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复原的过程,我们的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复原中国文学的全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一个立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研究问题。

主持人:方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自成体系的,20世纪初以后,西方文学概念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学者研究文学的立场、态度,甚至方法,我们现在按照现代人的理念甚至西方人的理念来重新陈述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不对的,因此他提出了要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这样一个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王锺陵先生来发言。

王锺陵:我感到,目前,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已经兴起,并已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方铭教授的观点,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值得针对其所论及的与其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讨论。

第一,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史的,《四库全书》上列出来的类目叫“诗文评”。文学史是在近代欧洲兴起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说,“修撰文学史是18世纪开创的一项课题”,“把文学史实际拓展到各个时代民族主要是19世纪的工作”。

从知识史的角度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各国不仅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日益形成,而且由于哲学的变更与科学的大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文学史的出现,正是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史这一形式虽兴起于欧洲,却与“西方中心主义”无关,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固守于原有的农业文明,没有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现代化进程没有启动。从维新运动到20世纪,我们民族所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工程,便是尽快地掌握现代知识体系,鲁迅的“拿来主义”,便是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向前发展之需求的口号。鲁迅还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文学史着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如果要退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上,那么是否我们现在仍应继承把“诗文评”作为一个类目的传统呢?

第二,汇通中西的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展开,五六十年代更加盛行。如话剧界曾认真学习并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焦菊隐便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汇通中西的传统,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继承的。当然,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着作,但这不是回到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所能达到的。

第三,关于文学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问题。方铭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三分法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明是用的四分法,不是三分法,因此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对于各民族文学来说,都是普适的,它不能专属于西方,因此也不能成立。

主持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就建了同文馆,专门翻译西方的经典着作。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者容闳写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书,直译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书名为“西学东渐”,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所以觉得刚才王锺陵教授提出的汇通中西就不是现在才有的了。下面我们且听方铭教授如何回应。

方铭:融通中西这个观点我自己也是赞同的,但是,这里有个主体性问题,王先生没有讲。就是我们在融通的过程中,是坚持中国本位立场还是坚持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即“化西”还是“西化”的问题。

王先生刚才提到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我不否认。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中国古代既有文学史着作,也有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只是没有叫文学史这个名称而已。《文心雕龙·时序》是讲文学史的,钟嵘《诗品》应该算是典型的有关中国五言诗历史的经典着作,也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来说,“诗文评”实际也包含有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只是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学史书写形式和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形式有差异,但描述文学史发展面貌,探究文学发展规律的目的并没有和西方近代的文学史有本质上的不同。

王先生说三分法是西洋的,而中国是四分法,与西洋不同。实际上,中国现在所谓的四分法,即在诗歌、小说、戏剧之外,添加了一个“散文”的分类。表面上看起来,照顾到了中国古代文人最经常着作的散文,但四分法本身建立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因此,在四分法中,散文居于边缘地位,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最重文章的传统不同。

我个人认为,讲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文人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学家最重要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诗人、小说家、词曲作家。而文人之所以是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写文章,而文章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主要的内容。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经史、诸子、辞赋,但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放弃了过去文人研究的主阵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方面。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按照苏联文学史体系把文学的源头定位为神话以外,还强调一切文学都来自于劳动人民,即来自于民间。按照西方或者苏联化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散文书写就只能以一些小品文作为对象,古代的经世文章不能纳入文学史书写体系,因为它们不能属于“文学”。可是,如果不讲六经、诸子、《史记》,中国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中国古代人最看重的是能继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传统,能引导社会向善,发挥教化功能的文学作品,所以,韩愈赢得名声的不是他的小品文和诗歌,而是他如《原道》这样的古文。

本文由云顶娱乐官网下载发布于古典,转载请注明出处: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我们该不该回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