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

作者: 古典  发布: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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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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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方铭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已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以及明清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任分卷主编。该书旗帜鲜明地标明“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意图在中国文学史书写及教学中,清理20世纪因过度使用西方及苏联的理论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现象,克服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实际存在的去“中国化”的倾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方铭教授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以及几位学者的评论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后来,德国人、英国人也撰有中国文学史。而与中国文化联系密切的日本学者,在接受了西方学者的文学史观以后,更是对撰写中国文学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1900年以前,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有十余种。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京师大学堂仿照西洋新学所设置,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设置理念,以及教程的撰写,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学习和借鉴西洋及受西洋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观点。从此,西洋的文学观念深深地渗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中。

1954—1955年,为了普及西洋文学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由苏联文学理论家毕达科夫主持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训,又称“毕达科夫班”。这个培训班集结了当时国内许多着名大学的古代文学专家。此后,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的强力推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声音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所取代。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许多中国传统文人所创作的中国固有的文学形式,因为不符合文学“三分法”,往往只能算作是有“文学因素”。

毫无疑问,在中国传播西洋文学观念,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洋文学观念,以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密切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一直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同的社会责任。如果局限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概念的中国文学史撰写视角,就很难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全景,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会走上歧路。

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文学的人都认为文学学科是一个外来概念,因此,常常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科学的概念。所以,他们努力建设中国的文学史体系的时候,往往以西方19世纪的文学概念为线索,然后重构中国古代文学史。而实际上,现代汉语中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文学”,不是一个外来词汇,而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其最初历史,可以上推至春秋时代。春秋时孔子开办私学,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明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故被称为文学,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要言不烦,曰:“按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就六经的文体而言,《诗经》在诗的框架中,有国风、小雅、大雅、颂诸类;《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内容则涵盖典章制度、治国方略、君臣言谈、各种文告等;《周易》的文体形式可以归结为诗、文两类;《礼》属于典章制度之文,《乐》无存,《春秋》则属于叙事之文。

毫无疑问,如果说今天所谓经学,或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就是文学的全部,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是文学,那同样也是荒谬的。

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国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但皆发源于六经。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涉及到的文体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誓、诰、戒、敕、教、命、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谠言、封事、便宜、议、对、书、记、笺、谱、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七十余种;和刘勰同时的萧统《昭明文选》则列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近四十类。这些文体,都是当时的文学之士所从事的写作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被作为当时的文学来看待的。当时的文学之士如果就其中的某些文体创作出了衔华佩实的经典文本,毫无例外都会赢得文名,被社会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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