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顶娱乐官网下载伦敦的性别空间,研讨同志男

作者: 古典  发布:2019-11-01

近几十年来,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特征是,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在这里,社会空间不再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它是具体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在这个空间里,各种权力关系得以显现,而空间也构成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文学作品对空间的表述和再现,展示了权力关系之间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纠缠。作为20世纪经典作家之一,莱辛作品涉及的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无论在早期的短篇还是后来的长篇中,都市一直是莱辛作品中的重要背景。而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男性空间、同性恋空间等都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被充分讨论。
  城市像是一座迷宫,城市空间的逐步创建与社会差异密切相连。社会差异是如何扎根于城市的不同空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固定化,使城市形态发生相应的改变,并影响城市的本质特征,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们把社会差异的重点分析放在了社会阶级、种族和民族这几个方面,而性别对城市影响的实证研究是零散而稀疏的。在莱辛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同种族、民族和社会阶级一样,社会性别也在大都市空间中留下了重要的足迹。由于性别差异的视角的介入,一个普通的主题也会具有某种建构性和超前性。
  毫无疑问,莱辛作品具有一种对都市生活空间性别差异的敏锐认识。莱辛对女性生活的了解,赋予她洞察和表现都市不同性别气质的特殊能力。在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对莱辛而言,女性、男性或同性恋者,所有人都受到了制度、习俗、传统及整个社会关系的支配和控制,对既定的社会关系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这些性别空间的革命和振荡。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曾指出的那样:空间的生产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如此深刻地左右着这些空间的斗争便是对亨利•列斐伏尔观点的最有力的诠释。
  
  一 伦敦的女性空间
  
  空间作为社会的特殊产物带有“性别代码”,它既能反映同时又影响性别社会的构建和理解。长期以来,女性在都市的经历和体验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现代性体验之外,是因为大多数关于现代性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公共空间,而忽略了私人性的领域,譬如家庭。但在莱辛的作品中,女性不仅重要地参与了现代性体验的形成,而且,她们的体验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构成的典型要素。这里,有一种被忽视了的日常生活的动力学:厨房里的声音,家里的喧响及街头的符号等。作品中的女性沉浮于现代生活大漩涡的方式是对20世纪生活的主流叙述中存在的拒不承认的挑战和质问。
  (一) 家。家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所,人们总是把它看做自然而然的事物。但是不能因为它的平常就认为它没有意义。《自由女性》这部分就是围绕“家”这个空间来讲述女人的故事,男人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小说空间的边缘人。女主人公安娜不仅占有主要的小说空间,她的内在意识还成为叙述的主线,整个外部世界都是通过她的意识来构建的。家既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又是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空间场所。所以,在《自由女性》的开始,作家这样写道:“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①摩莉和安娜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及对男权的反抗是从对居住空间的占有开始的。房屋的空间如此重要,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外部性结构框架,而且它已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的政治关系中来。安娜和摩莉作为单身母亲,在女性的空间中相互扶持,设法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正因如此,摩莉的家这个空间回响着女性的声音。正是在这个空间中,在精神层面上,安娜和摩莉一直在与外部环境抗争,力图拓展自己的内心空间,以抗衡各种形式的压迫。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妥协和失意,却仍然有着尊严和优雅。在空间的拓展中,慢慢触动社会关系,以求得变通。单身母亲的出现和增加是女性空间被拓展的标志,单身母亲这一群体显示了一个变化中的社会和家庭组织。
  在家这个空间里,一般而言,厨房是压榨女性时光和精力的地方,是艰辛劳作的空间,但在安娜和摩莉的眼里,却成了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的场所,成为两个单身妈妈恢复元气,寻找安定和生活平衡点的港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摩莉一边用鲜草莓自制奶油水果沙拉,一边与安娜享受温煦的阳光。谁能料到,女主人的品位和权力将这个家庭内部的边缘场所转化为拒绝父权制的独特空间,厨房的每个角落处处是家的温馨的表意。
  (二)公共空间。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关于都市公共空间的著名论述中,反复强调了公共空间是一个流浪汉或艺术家的男性领域。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在都市公共空间中的扩张性的文化体验,正在改变着这一认识。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所独享的领域,而是一个被许多空隙所标志的性别空间的通道。在这些模糊的空隙中,阶级、资本和性别权力纷纷侵入并相互纠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阶级形态重建性别关系的地方。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大街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彰显着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没有街道,就没有城市。在探寻城市消费空间现代性根源的诸多专著中,过多地关注拱廊和销品茂(shopping mall)的典型消费空间的研究,当代都市生活日常的景象,尤其是大街小巷的平民购物文化却被疏忽了。其实,街道已成为城市最主要、最混乱的部分,街头购物已构成了一种复杂、多样而模糊的消费空间,这个空间不仅与种族、阶级紧密相连,而且更是和性别紧紧相拥。一般而言,女性在街头的活动与男性相比,很受限制,因而,街头的购物活动对女性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
  街道上的社会生活和街道上的人们,展示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摩莉在伦敦的公寓是在二楼,面对的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如果俯身往下看,可以看到街道上发生的一种社会交往“闲谈”、把瓶装牛奶送到前门的送奶人、流动的卖水果或蔬菜的小贩,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或者他们手中牵着的宠物……总之,只要把头伸到窗台边,街上的情景尽收眼底。这条街是家庭主妇们的天下,与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购买时,唠唠叨叨,有一种世俗的心满意足。这里,大街作为城市的血脉,与女性结合在一起,它是都市女性消费文化的前哨。
  
  二 伦敦的男性空间
  
  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工作。与此同时,20世纪的中后期,消费占据了英国社会一个特殊的位置,物质世界成为决定个人、性别和身份特征的重要因素。
  (一)写字楼。一般而言,写字楼位于城市的中心,是拥有特权标志的地点,同时也是地位和权力眷顾男性的地方,因此,办公室中的性别关系暗示了个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成功与失败,在这个空间里性别差异和分隔就更大。另外,一些较大的社会机构理所当然地坐落在写字楼里,也为不同性别在威望和权力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窗口。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男性可以通过掌握一些关键性的资源,维持他的严格控制,而且,通过维持他的独立空间,对女性行使权威和权力,并造成女性的焦灼感。在这里,女性则仅仅占据一个隐秘的、暧昧的空间,这个封闭的单向度空间隐伏在办公室的巨大阴影里。
  拥有特权的人们能够居住在城市中心,并且,在城市中心做生意。都市中心方便的交通,快捷的信息流通,确保了商业活动的成功运作。这间在都市中心的陈设豪华的理查办公室处处炫耀着他的成功,因为,自从理查接手家族这份产业以来,理查的帝国的产业和利润扩大了四倍。这种成功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更是男性的。要想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必须拥有偏重传统男性气质的品质,诸如抱负、活动能力和冷酷无情等。
  
  与此同时,在办公室,男性仍然视女性为征服的对象,或是通过性,或是以婚外恋的欺骗手段获得。这里,办公室里的性征服似乎也是男性成功的一部分。在理查的办公室里,有一位长着一身胡桃色皮肤,体形很像理查的现任妻子马莉恩的年轻女秘书。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难发现这位花枝招展的秘书与理查的暧昧关系。其实,这个名叫琼的秘书既不是理查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二)娱乐场所。二战以来,伦敦的都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再建,许多改造都是意在体现首都的超级繁华城市的面貌。城市的商业设施诸如商店、咖啡馆、饭店、酒吧和太多的夜生活的去处已成为特殊的戏剧场景,它们不仅成为一个背景场所,而且直接参与塑造男人的自我意识,以社会地理的位置规划了男性。性别的特权显而易见,男性将娱乐的理想之地留给了自己。
  在过去,一个男性的成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升迁。现在,情况有了改变,成功可能意味着成功者采取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娱乐场里的消费带有社会荣誉,与羞耻感和罪恶感无关。在《自由女性》中,摩莉的前夫理查压根儿就是个典型的城市居民。因为他的周末总是在俱乐部和酒馆里轮流度过。养成旅游的习惯、摆一摆所谓的艺术派头或者沉迷于自己的某种爱好等更是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必备条件。在娱乐消费的背后是等级的差异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而这些娱乐性消费空间的发展进程,并不单单是地理空间的变化和更新,它们正改写着城市的内核和价值。
  在现代都市里,消费是一种积极的与集体和世界保持关系的方式,对时尚的追求更是为了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服饰既为自己也为别人说话,释放着潜在的意识形态信息。理查虽是一个中年人,但由于重视体育锻炼和日常保养,他看上去则显得年轻得多。每年初夏,他会到意大利度假。平时,他爱穿紧身运动衫,一条薄薄的裤子。一年到头每逢星期天,不管夏季还是冬季,理查总把自己打扮成在野外旅游的样子②。理查在这里所展示和炫耀的是一种差异消费,也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三 伦敦同性恋者的空间
  
  “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词语是匈牙利作家本科特(Benkert)在1869年创造的新词,它源自希腊语“同一”(homo)和拉丁语“性”(sexus)与“异性恋”(heteros)相反。最初,“同性恋”一词既用于男性也用于女性,现在,该词主要用于男性。女同性恋者则逐渐被“lesbians”所代替。
  在西方历史上,同性恋始终被暧昧所包围。一方面,作为对同性之间的性交往,一直遭到社会强烈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同性恋的道德和法律的谴责却很不统一。有些人认为同性恋者的精神性的交往要比异性恋者间的关系好得多,虽然也批评其违反自然的法则;有些人则对同性恋者的交往完全持否定态度而加以道德谴责,认为这是比强奸还要可耻的事。无论这些争论如何,但是关于同性恋的偏好应归之于先天倾向还是环境因素,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直到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才对这一问题有所推进。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社会建构,被主流意识形态用于对常态和非常态进行区分。同性恋的定义是被文化所决定的,这一观念是同性恋政治学的根本③。
  在莱辛的多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同性恋关系的描写。这里既有《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对男同性恋的描写,也有《重坠爱河》对女同性恋的叙述。其实,英国贵族学校不少是男校,同性恋司空见惯。后人就曾认为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有同性恋的倾向,因为福尔摩斯表面上冷静,沉默,单身而且对女人不感兴趣。某种表层的选择可以成为有意的政治策略,通过对这些同性恋文化生产者的关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表层的东西是如何得以产生意义的,其方式尽管与现代主义的高深理论不同,但其意义却同样重要。
  (一)“另一半”们。 20世纪50~60年代的伦敦还是相当保守,同性恋群体遭到了彻底的边缘化,他们被描述为一批没有性特征的人。大多数时候,同性恋者对自己的身份保持沉默,并谨慎地与周围的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有时当他们的身份暴露时,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消极无为的,常常他们通过更换家具,惹恼房东等方式,有时甚至通过以播放音乐或大声喧哗以惊扰四邻等方式,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进而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胜利,也许声音、语调、服装和头饰都是他们的斗争武器。
  在《自由女性》中,带有女人气的男同性恋者罗尼是一个演员,而且,经常失业,经济拮据,常常需要情侣阿尔佛的支持,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租房住。最初,讨人喜欢、友好而敏感的阿尔佛刚搬进安娜家时,进进出出十分谨慎。后来,罗尼失业,经济紧张,阿尔佛恳求安娜让他和罗尼同住,安娜完全是看在女儿简纳特与阿尔佛的友谊上,才让罗尼住进来。在安娜家安顿下来后,阿尔佛和罗尼就结成了一个联盟,他俩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宣称自己的存在,蔑视女性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阿尔佛喜欢给安娜的女儿简纳特讲故事,有一次,当温和的他绘声绘色地朗读一个有关女子学校的故事,而发现安娜在门外倾听时,阿尔佛故意提高嗓音,而且在语调中多了一层意味:轻蔑。这轻蔑并非针对荒谬的故事本身,而是针对女人的世界。这种轻蔑既是男同性恋者的自我保护,更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有意无意地限制自己与女人的交往。当安娜从他们那里退下时,阿尔佛的声音里便不再含有装腔作势的意味而恢复了常态。这里,蔑视成了一种斗争。同时,这种争取社会空间的反抗中,暗示了同性和异性之间的利害冲突及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时尚中的性政治。20世纪中后期的伦敦是时尚之都,时尚成为打开各种社会环境的宝贵财富,向传统智慧地位挑战的一种工具。同时,时尚也给有如他者的同性恋者提供了表达自己和判断、发现或重新找回自己“身份”的机会。在资源极为缺乏的世界里,优势要通过尖锐的、对抗的姿态才能得到。在时尚界,设计师通过塑造先锋派的形象,来实现这一理念。因此,时尚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人们的现实,形成了人们文化的材料。
  男同性恋者罗尼的外形也与当时的男性着装有一定差别:“罗尼是个皮肤黝黑、举止优雅的年轻人,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光的,脸上露出灿烂而做作的微笑”。这种形象是一本名为《面孔》的同性恋杂志所推崇的,尤其是他的发型:“这是一个富有魅力、做过头发的脑袋,就像一个男性化的年轻女子”④。在苏和区,这样的同性恋者结成的团体随处可见,追求时尚是为了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里的穿着记号不是男同性恋文化所特有的,但却是受过消费时尚洗礼的一代年青人的意识的一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典型着装形象是一种时尚化的对性别的模糊处理。这种商品文化中性别反叛的形象,对主流社会男性形象的界定是一个冲击。男人在修饰他们自己的运动中包含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社会生活形式。
  有时,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气度非凡,保持魅力,男同性恋者还会使用一些女性的化妆品,保护自己的面容,消除额头的皱纹。罗尼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都要去安娜的浴室,使用安娜的棉球往自己的脸上搽面霜。早上出门时,罗尼会打扮得很整齐,而且,在脸颊上搽点淡淡的胭脂。时尚消费不再是纸上谈兵的表现形式,它们直接地影响了那些参与当代城市生活的人们的内心生活。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身份特征不仅同自我肯定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直接与关于自我的生活方式有关。最终的效果就是生产出社会的自我,作为一个以内省的方式来组织的行为,深入影响到个人”⑤ 。四 结 语
  总之,在莱辛的小说中,性别与大都市的关系引人深思,城市的性别化和城市的知识性别化至关重要。性别差异和关系不仅渗透进社会空间的产生过程中,而且,造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又影响了社会身份的塑造。莱辛正是在对都市性别空间的探索与书写中创造了一个抵抗的空间,揭示了都市里的性别地理。
  另外,莱辛的作品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紧张状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当代多元都市生活中突出的特征。他们在文本中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告诫我们:如果承认和尊重差异是必要的,那么,阻止其变为明确的标签也是重要的。莱辛试图跨越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模式的努力,提醒女性主义研究者对社会性别差异的重视,尤其需要探讨由历史造成的,对这种差异的不同的对待方式,进而找到一个更为细致的性政治的答案。
  
  注释:
  ①②④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15页,第417页。
  ③参见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27页。
  ⑤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同志家庭与传统血缘伦理之协调 ——探讨同志男性/单身男性的抚育权和领养权 谨以本文献给豆友 schutzmann 感谢你曾给我的动力和支持 关键词: 日本电影《三心两性》 瑞典电影《养子十五岁》(《Patrik 1.5》) 荷兰少年歌曲《我有两个爸爸》 儒家伦理文化 基督教家庭价值观 现代中国家庭价值观及性别结构 中国电影《蓝宇》日本电视剧《同窗会》等 一 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传统东方社会非常重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家族传承体系,梁启超先生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使得传统东方民族非常重视以家庭为本位的姻亲关系和生育功能。按《礼记》记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看来,婚姻的结合并非因为现代意义的“爱情”,而是为了传宗接代。古人的头脑里面也没有“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概念,父权/夫权/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男性只要能履行娶亲和生儿子的任务,那么他好男色还是好女色,只是他个人的选择。“龙阳之好”“断袖之癖”等等称谓由此而来。 正因如此,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没有任何针对同性恋的立法,由于“龙阳之好”被看做是男性在情欲喜好上的一种选择,故在“谈性色变”的文革期间,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潘绥铭先生说,当时流氓罪之所以将同性恋划入其中,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被认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可说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巴金笔下,高公馆中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处于权力上层的父辈男性是这一家族权力的最高象征,这一权力阶层构成对后代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巴金笔下则通常是美丽的柔弱的忠贞的富有牺牲性的。有意思的是,巴金将代表家族权力的几位老爷如克安克定等均设定有“梨园男色”之好,尽管作家并未明指他们是否同性恋,但传统古人的“龙阳”“男风”在作家看来似乎构成了象征着夫权/男权的古代男性权力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是故巴老在建国后的一次文艺访谈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同性恋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正如现代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巴老并未意识到,他笔下所描绘的那些具有“圣母”品质和容貌的女性形象恰好就是传统夫权文化规范下对女性模式的塑造,而正是这种模式化的女性标准成为束缚女性主义解放的又一重压制。也就是说,巴金在对性别政治的认识上还显得相当幼稚,同性恋在这一错误观念下沦为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体制的替罪羔羊。 有多少同性恋人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害?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如此弱小和微不足道,同性恋的身份建构对于当时的中国“同志”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为可笑的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又往往将同性恋斥为西方文化对传统道德的颠覆,殊不知在古人眼中,与女色相对应,帅哥风流只不过是某些男人的一种雅癖,古人所谴责的,只是饕餮放纵的性事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谈传统,那也只能讲,与其说是同性恋破坏了传统道德,倒不如说是承袭了西人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现代中国人违背了父辈传承的家族伦理文化和道德体系。 现代家庭伦理结构及国家法律制度化了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已经逐步剥除了传统男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这一规范体现的也是合乎西方基督教主流价值取向的要求。但正如西方女性主义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家庭的性别结构承袭的是以父权-贤妻良母模式为核心的性别文化体系,它强化的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基础之上的男女二元性别规范。这一性别规范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生理属性做出明确的区分,在造成男女同性恋及跨性别者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同时,同志,尤其是男同志,被更进一步地推向进退两难的困窘之境。首先,现代中国社会的男同志丧失了传统男性“龙阳之好”不受责难的权力,同时,在异性恋父系主体的文化视野下,同性相吸被打入不合乎常理的“变态”樊笼。国门打开之后的西化潮流,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输入和商业化的美女经济等加强的也只是主流大众对少数人的鄙夷以及边缘群体的彷徨流离。就连今天内地的儒教发起人蒋庆也明确发言反对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先暂且不说蒋庆先生在同性问题上的无知罢,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违背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同志的观点(请参考康有为等人就同性婚姻的有关论述),而且还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取得令人惊讶的一致。如果一定要说同志问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所抵触,那发生冲突的也只是那些被异性恋父权主体文化所排斥的不符合传统男性性别气质及规范的男性,这些男性可能有更多的同性恋,但也有异性恋或单身者无性恋等等的存在,在现代性别研究的领域中,他们被称为“跨性别”的男性。 自身体现出传统性别规范下所谓“女性气质”的男性无疑受到父权主体文化的鄙夷,而那些合乎传统男性性别气质要求的男同志,尤其是自身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男子气概的“ACTIF ET VIRIL”(德语,意为阳刚气质的,表现传统丈夫气概的男同志)或者皮革一族的男同志,一方面,他们受到传统异性恋父系文化的质疑和攻击,另一方面,又会招来某些女权主义(比如国家女权主义,家庭妇女联盟组织等等)的恐慌。这些妇女团体之所以对这些男同志会持有敌意,主要在于把他们看做是传统男权构成体系的一部分。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甚至认为,男同性恋的解放运动会成为传统男性优越观念的宣扬者,成为反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回潮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很多家庭妇女联盟组织将矛头对准男同志,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男同志问题妖魔化(在今后的SM文中还会有论及),她们在这一问题的激进态度,更进一步地将男同志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男同志在现代社会文化领域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男同志来讲,不遵从父系主体规范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艰辛和各种形式的权利丧失,尤其是精神领域的巨大伤害。我们不能简单生硬地要求男同志都能自觉自知地从父权的文化心理规范下挣脱出来,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性取向之外,在性别气质及心理结构方面与异性恋男性并无二致。同性恋男性,单身男性,不符合传统性别理念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跨性别的男性,等等,他们构成了被父权文化边缘化的弱势男性阶层。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谓的第三性第四性。 二 改编自《北京故事》的电影《蓝宇》本是有机会去表现传统的同性恋情和现代异性恋核心家庭价值观为主导的伦理文化之间的碰撞,只是在香港的父权团体和基督教家庭联盟看来,如实描述林静萍的情节必然有“丑化”女性/妻子形象的危险,为了不得罪香港主流的社会舆论,导演关锦鹏做出了删除与林静萍有关情节的决定(请参考关锦鹏就《蓝宇》删除林静萍情节所做的访谈),当然,这样一来,也就大大削弱了原著《北京故事》对主流文化所具有的批判性力量。 所幸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电影人,倒是秉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拍出了几部探讨传统同性恋情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关系的电影。由于日本同样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故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日本同志遭遇的伦理困境可说是感同身受。其中最受认可的一部电影,大概就是《三心两性》了。 《三心两性》讲述一对男同志伴侣和一个异性恋的女子尝试建立一个三人行家庭的故事。这对同性伴侣,从外型气质而言,有着较为明显的1/0角色之分。为了照顾中国同志的称谓习俗,这里姑且将“1”称为“哥哥”,将“0”称为“弟弟”。这一对“哥哥”和“弟弟”之间偶然邂逅,发生了一段彼此胶着的亲密情感。导演桥口亮辅对于同志情感的艰辛不易有深切的体验吧,影片一开始,便叙述了“弟弟”在同志圈中情感寻觅的坎坷。在一些壮男同志那里,“弟弟”只是他们一夜情尽兴的性对象而已,玩过就可丢在一边。影片开始就有一个镜头,419之后的弟弟带着一种饱含期待而又惶恐的神情目送昨夜与他交欢的男人绝情地离去。 由此可以想见弟弟遇到“哥哥”之后的惊喜,在弟弟眼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对象的男人,他不仅外型高大俊朗,且有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他一夜温存之后并未急着离开,还会在清洗如洗的阳光下护送弟弟去上班。一路走来,两人脸上洋溢着春风般新鲜明净的微笑,彷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们而陶醉。某天清早,弟弟在为哥哥倒咖啡的时候,就连咖啡从水杯里满溢出来也浑然不觉。恋爱中的男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体味着爱情甜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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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清晨,哥哥送“弟弟”上班

好男人也是女人们争相竞逐的对象。有两个女人均看上了俊朗且厚道的哥哥,并开始介入他们之间的生活。有趣的是,与父系文化的主流性别角色规范相对应,这两个女人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气质的女性。想为哥哥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是一个与传统女性角色规范格格不入的女子,她绝对不能被称为淑女,生活邋遢不说,私生活更是乱七八糟。可以说,任着个性生活的她在异性恋的世界也是一个绝不讨好的边缘化角色,直到她遇见哥哥。按她的说法,这个男人有着一双做丈夫和父亲的眼睛。她被这个男人打动,开始留神观察他,并终于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了她未来孩子的身影,于是,她找到哥哥,很坦率地表示她想和他生个孩子。 另一个小姐则代表着一个符合传统女性角色规范的形象,而她也在哥哥面前努力扮演着一个小女人所应有的风情。她小鸟依人,娇柔动人,她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如何在哥哥面前表现小姐脾气,也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在哥哥面前表现小女人的柔弱一面,以此来激发哥哥对她的保护之情。可以说,这个小姐大有取弟弟而代之的架势,但是,尽管她可能比弟弟更懂得察言观色和揣摩人意,但她却没有弟弟骨子里诚挚的淳厚和单纯,也没有弟弟所具有的那股发自天然的对世道人情的天真和烂漫。她的娇俏和小巧,她的女孩子气,有太多人工刻意的痕迹(跛脚可能是导演从女权理论的角度对此类被父权体制塑造的身份角色的一种隐喻)。导演对于如弟弟这样被主流两性规范所边缘化的柔弱男性有着一种深切的体贴和怜爱,对于主流道德所认可和维护的角色则保持着一种客观的清醒。他知道父系主体的视野有太多自以为是的盲点,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用他的摄影机将这一缺失的视点补上。 一个是同样流离于主流道德之外,想为他生一个小孩的女人;一个是符合传统“贤妻良母”气质与规范,想和他建立一个被主流认可的体面家庭的小姐;一个是与他情投意合,却不能带给他主流归属感的“弟弟”,面对三个人的情感追求,该何去何从?很显然,哥哥内心做父亲的渴望和热情被两个女人点燃了。他也因此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徘徊之中。 当然,这也牵涉到单身者或者同志伴侣生育权及领养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多西方国家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尤其是对于单身男性和男同志伴侣的质疑,来自父权团体和家庭妇女组织的一种激烈观点是,没有母亲的家庭是缺失的,而男性被认为是具有比女人更强烈的攻击性,小孩交给单身 男性或者同志男性抚育是极为危险的。这又一次涉及到对两性性别认识的问题。男性是否只有一种性别气质属性?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男人是否天然就比女人更具有攻击性?大量的实证表明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越来越多由女性操纵的家庭暴力开始闯入我们的视角。既然暴力倾向和生理性别属性没有绝对的联系,那么,请问单身男性或者同志男性为什么不能享有做父亲的权利?再有,男人有没有生育权?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男人也为生育贡献了他们的精子,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子女表现出来自父母的关爱和责任意识呢。社会上很多成功的单身父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人们在讴歌母爱的时候,是否能想起朱自清先生《背影》中那深沉的父爱呢。为什么单身男性或者同志男性想通过人工技术生育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在法律层面就要遭到如此多的诘难? 三 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瑞典电影《养子十五岁》就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同志伴侣与养育后代的问题。在同性婚姻已然合法化的瑞典,一对同志伴侣满怀信心地要领养一个儿子,从而建立他们心中完美的桃花源。想不到的却是由于小数点打错,他们本打算迎接的一岁半的婴儿被换做了一个15岁的不良少年,这个少年骨子里还带着对同志的敌对和歧视。于是这对同志伴侣也不得不面临着对彼此关系和未来生活最大的考验——他们能得到这个孩子对两个父亲的认同吗,当“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之际,做为“妻子”角色一方的男主人公又该何从抉择?他又该如何去调节伴侣和养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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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子十五岁》剧照:两个父亲和15岁的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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